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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23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ldo;勸農使&rdo;，執行所謂&ldo;括戶政策&rdo;。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ldo;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rdo;。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系主戶，誰系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帝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的施行。這也是管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階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741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屢，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制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ldo;剝下益上&rdo;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738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破，不如&ldo;輕賚&rdo;，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於750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的徵取腳費，結果他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拱的經理&ldo;歲進錢巨萬&rdo;，&ldo;供天子私帑&rdo;，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ldo;錢荒&rdo;，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ldo;勸農判官&rdo;巡行各地，韋堅的&ldo;綱典船伕&rdo;也牽扯到糾紛裡面，王拱既兼各項&ldo;採訪使&rdo;&ldo;戶口色役使&rdo;&ldo;和市和糴使&rdo;和&ldo;黜陟使&rdo;，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ldo;經濟沙皇&rdo;（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ldo;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rdo;。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