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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界的領導人物才反而求諸己，希望增強道德。如他們之所謂主靜、主敬、慎獨，以及上述&ldo;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rdo;，都不外傳統&ldo;克己復禮&rdo;之方式，首先則內向，次之則以他們注釋的經典為萬能，於是造成一種正統的風氣。即是朱子之道學問，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ldo;證明&rdo;他自己過去誦習詩書的信念並無追求真理之決心，與陸九淵所謂&ldo;六經注我，我注六經&rdo;並無實質上的區別。他們雖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體力行，並沒有將他們的言行造成一種思想上的系統，認為這是一切真理的淵藪等情事。

周程朱張的學術思想，長於紀律，短於創造性。因其目的則是韓愈所提倡的&ldo;衛道&rdo;，所以不能不取防勢。張載所說：&ldo;吾道自足，何作旁求&rdo;已經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顥所害怕的也是&ldo;正路之榛蕪，聖明之蔽塞&rdo;，仍表示其不能採取主動。所以他們雖構成思想上的一大羅網，其中卻缺乏新門徑和新線索，可以供人發揚。朱熹集諸家之大成，他將人慾構成與天理相對的一個負因素，最值得注意。嚴格言之，則是人類的欲求與自然法規是對立的（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有毛病，所以他對&ldo;食色性也&rdo;一段添註：&ldo;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其&l;天則&r;，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說亦是。告子卻不知有所謂&l;天則&r;，但見其甘食悅色，即謂之性也。&rdo;這種解釋牽強猶疑，已與他以上作說對立的觀念相衝突）。我們姑不論其正確與否，將人慾與天理對立，即表示意識型態之粗線條，也還是揭櫫著至善與極惡、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難怪當日法制不能展開。朱熹作地方官，就執行&ldo;人子不蓄私財&rdo;的原則，這也難怪程頤於1086年差判登聞鼓院，辭不就。他的理由是：&ldo;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禮。&rdo;於此已不經意的表示任司法較講學的為卑下，而兩者也有互相衝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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