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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以傳統政治制度的設計，採取間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為&ldo;天顏&rdo;，他的命令則為&ldo;聖旨&rdo;。朱熹之所提出，事關整個儒家經典所綜合之樞紐。既見於他的奏疏，也聞於他主講的經筵（皇帝座前的讀釋經史）。朝廷無法等閒視之。要不是全部支援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給朋黨鬥爭留下了一種工具。朱子歷仕高宗趙構、孝宗趙春、光宗趙淳和寧宗趙擴四朝。每朝之間他都產生了大小的糾紛，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瀆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後又外派，剛作殿前文學之臣又作宮觀的主持人。最後他在寧宗朝得罪韓佗胄，落職罷祠，於1200年逝世。道學也一度被趙宋政府斥為&ldo;偽學&rdo;。可是1224年趙昀繼寧宗為帝，是為日後之理宗。韓佗胄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說：&ldo;恨不與之同時。&rdo;於是追贈朱熹太師，又和周敦頤二程張載同從祀孔子廟。茲後朱熹所注的四書，也為歷代開科取士的標準，他也可以說是繼儒家的正統。

理學迭經現代學者研鑽。周程朱張的學說出入於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張載所謂太虛無形，氣有聚散，朱熹綜合前人學說，闡揚氣與理之構成各物最為中外學者稱道。因為所敘牽涉哲學，也近於各個人的人生觀，我們不能遽爾說它對與不對。而且它在好幾個世紀使中國大多數學人相信儒家的倫理觀念不僅有自然法規的支援，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規，我們不能不讚賞它力量之龐大。可是我們在20世紀末期，正在清算傳統的政治設計，亦即一種主為法制與經濟的體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層機構賦予下層的辦法，不能不對和這種設計互為表裡的思想系統徹底批判。

理學或道學將倫理與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為一體，在1200年前後仍與歐洲思想界不分軒輊。可是歐洲在1600年前後已將有關於倫理之理與物理之理劃分清楚（此亦即josephneedha所謂naturallaw與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國則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總代表的理學或道學不承認宇宙間各種事物有他們力所不能及，無從解釋的地方。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內11至13章，摘錄以上諸人語錄198則，每則都出於肯定的口氣，似乎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在他們確切掌握之中。這種態度無疑的已受當日皇權萬能的影響（參閱&ldo;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rdo;一章），即此一點已與科學精神背馳。如是理學家或道學家所談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與具體之物混為一談），只能美術化的彼此印證，不能用數目字證明。其結果則有如needha之所說，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推廣francisban所說認為現代科學實為不斷的懷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書曾指出中國的第二帝國（隋唐宋）表現一種開放性格，第三帝國（明清）表現一種收斂性，同時文化的風尚，已開始內向，其實後者思想上的根據，已在理學或道學肇始。

周敦頤曾在北宋神宗時代作中下級地方官，與呂公著、趙汴接近，又受他們推薦。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顥與王安石口頭衝突而被逐。程頤與蘇軾不合而被流竄，死後被奪官。張載也先得罪王安石，後又與有司議禮不合以疾歸。朱熹之不見容於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與他同時的陸九淵（時人不以他是道學家，在《宋史》裡他的傳記獨載於&ldo;儒林傳&rdo;），也因事被給事中所劾。驟看起來，他們的思想應當在政治上代表一種在野派的傾向，可能掀動一段新思潮。可是實際正因為趙宋在政治經濟與法制之間找不到一個具體的方案，開啟出路，這些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