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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的隱士在後期有包括陶淵明、周續之、劉遺民在內的&ldo;潯陽三隱&rdo;。作為隱士詩人之宗，陶淵明曾多次出仕、多次歸隱，四十歲之後徹底過起田園生活：&ldo;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糙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rdo;（《歸園田居》）這是一個時代即將結束時計程車人的選擇。在《飲酒》中，詩人則寫道：&ldo;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ju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rdo;和前代比起來，魏晉隱士在鍾情老莊上表現得更明顯，無論是陶淵明，還是劉遺民，抑或周續之，都傾心於《老子》《莊子》。尤其是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帶有老子風格的&ldo;小國寡民&rdo;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後，引得後人探尋和追慕。他們與廬山高僧慧遠關係密切，並加入了蓮社。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表明佛教對中國隱士有了影響。與陶淵明同一時代的宗炳，在具有隱士身份的同時，還是那個時代第一流的山水畫家。朝廷屢次徵召其出山，皆被拒絕。他是繼許詢、王羲之之後，又一個狂熱的山水愛好者。按史上記載，他&ldo;每遊山水，往輒忘歸&rdo;，&ldo;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rdo;。他潛幽谷，行遠山，達三十年之久。晚年時，不能再遠行，於是把自己曾去過的山水都畫於家中牆壁上，&ldo;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rdo;。

隨後南北朝時的陶弘景，是古代隱士中的一個典型。他36歲辭官，&ldo;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rdo;，後隱居於茅山。陶弘景深知廣謀，梁武帝蕭衍建梁前，與陶弘景過從甚密。後蕭稱帝，朝廷每有大決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徵求陶弘景的意見，&ldo;書問不絕，冠蓋相望&rdo;。時人稱之為&ldo;山中宰相&rdo;。陶本可以隱居到更遠的名山，但卻沒這樣做，而是隱居在了離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為離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動。在追逐自然適意的人生體驗的同時，又參與著國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隱士與權力的兩全。對他來說，權力角色未必是其終極追逐的，他也許只是把決斷國事當作構成隱士價值的另一個部分。這需要與京城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地理上的距離和精神上的距離），這個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這個角色。

隱逸內涵發生微妙的變化，是在寄居江南的東晉王朝時期。東晉名士除了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發現了山川之美。東晉前，即使嚴光隱居於美麗的富春江，在他那裡，第一重因素也是出於對人格和精神獨立的堅守。而東晉之後，士之隱，雖也存在嚴光這樣的心理，但純粹的山水審美和由此帶來的生活方式已日益顯得重要起來。再後來，山水情結由停留於欣賞自然景觀上升為一種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後至唐朝時化為一種人文情懷，正如李白所說：&ldo;群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石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rdo;詩中既描繪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隱士生活的清幽，還表達了一種生命的理想狀態。隱逸生活的具體內容，往往又為旅行、讀書、彈琴、品茶、修道、參禪、詩歌、書畫、名士互訪等所環繞，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詩歌（或稱之為隱逸詩歌）和山水畫。反過來，這種文藝映照又使隱士文化本身顯得更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