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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白地奉勸《新潮》社同仁：

（1）切實的求學；（2）畢業後再到國外讀書去；（3）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l;我&r;，是真實的。&l;我&r;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養成一個&l;真我&r;&rdo;[24]

到達英國後，傅斯年先入倫敦大學跟隨史培曼（spearan）教授攻讀實驗心理學，後兼及生理和數學、化學、統計學、礦物學等等學科。1923年9月，由英國至德國，入柏林大學哲學院跟隨近代德國史學之父、語言考證學派的一代宗師朗克（leopold

vonranke）弟子攻讀比較語言學與史學。[25]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個重要緣由，是因為中國的俞大維與陳寅恪兩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讀。

傅斯年與陳寅恪相識，是他在北大讀書時，經同窗好友、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介紹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大約在1915年春夏之季，離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還有4年。當此之時，20歲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預科就讀。儘管傅氏膽識俱在，國學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園的小圈子裡牛氣沖天，不把同學與一般教授放在眼裡，走路總是鼻孔朝天，與同學說話大多扭著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顧狀，但名聲僅限於北大校園。而26歲的陳寅恪已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等地遊學數載，肚裡裝載了不少東洋與西洋的墨水。二人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相見，可以想像，傅斯年對陳寅恪的學問與見識當是深表欽佩的。許多年後，當在英國的傅斯年聽說陳寅恪與他的姑表弟俞大維正在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時，心中大為驚喜，立即有了轉學的打算。當時德國的近代物理學為世界矚目，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力學，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而社會科學中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則是柏林大學傳統的、久負盛名的學科。出於對陳寅恪為人為學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對柏林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氛圍與顯赫聲名的尊崇，傅斯年捲起鋪蓋，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種文字的書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兒的中國陶製茶壺，離開學習了近三年的倫敦大學，進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與俞、陳二人在一個屋簷下攜手並行，共同度過了四年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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