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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二年的事，錢喜那個時候還在淮河邊上玩泥巴呢，關於這整個事件，也只有進宮之後才聽說。

似乎是因為同治二年的時候，山東、熱河等省的巡撫上書說由於太平天國在江南造成的十多年的動亂，大量流民北遷，而山東、熱河之地本來就是人多地寡，田壤也不甚富庶，無災之年尚且還不斷有人向或從渤海水路，或走陸路向山海關之外的遼東以及察哈爾等地遷徙，如今此等情況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屢禁而不能止不說還更加加劇了百姓對朝廷的不滿，助長了捻軍的氣焰，長此以往，對朝廷失敗害而無一利，因此請求朝廷，既然東南沿海的海禁造就已經廢除，難麼對渤海的海禁政策也應該相應放寬，以平民意。

奏疏被送到了京城，立刻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東南沿海已經解除很多年，但是一來這是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給逼的；二來，當年康熙皇帝時期，福建廣東等地沿海實行海禁，那是為了對付臺灣的鄭氏王朝的戰時需要，這與渤海的海禁無論是政治目的還是個人情感完全是兩碼事，關於前者，既然臺灣島已經收復，而又有外力威逼，這要解禁解了也無妨，而後者本來就是清朝剛入關的時候為了防止大量難民湧入東北，尤其是遼東，破壞了大清的龍脈才立下的規矩，現在自然不可能又為了同樣的理由把這條規矩給廢除了。

如果這份奏摺是提早了個二三十年被呈上的，朝廷不拿上書的這個人以謀逆之罪論處那都已經是天大的仁慈，更別提是還會就此引發什麼廷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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