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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之極，無理可說，我自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

3， 革命陣營內部的摩擦和壓迫。創造社的年青革命家們，批判魯迅是雙重的反革命。“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一些革命青年，對魯迅忘恩負義，使魯迅漸漸懷疑起早年信奉的進化論。在“左聯”這個進步的文藝團體內，魯迅發現了“奴隸總管”。他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可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壓迫，是不好公開的，也是不好發洩和抗拒的，所以這種痛苦使魯迅遭受了深深的“內傷”。

四、魯迅對痛苦的轉化

魯迅的偉大，不是在於他遭受的痛苦多麼深、多麼大，而在於他能夠將痛苦轉化為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力比多”的理論的吧。魯迅善於自我解剖，在嚴格與嚴肅之外保持了寬容的心態。很多人都認為魯迅是不寬容的，因為他在《死》中說過：“我一個都不寬恕。”其實這只是思想上的一個表態，他說不寬恕，可是他無權無勢，又能把人家怎麼樣呢？他壓迫過誰？損害過誰？其實在生活中，他是很寬恕的。魯迅的《吶喊》題詞是：“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如果單單沉溺於痛苦，魯迅早就氣死了，他的智慧和他的度量使他把痛苦轉化為豐富的人生內容。

對群眾，他是理解和同情。比如對祥林嫂，不能說沒有地獄。祥林嫂雖然迷信，但不可為了破除迷信，就否定了祥林嫂的唯一希望。所以魯迅說“迷信可存，偽士當去”。母親愛讀張恨水的小說，他就經常給買。母親不懂他的小說，他也不急於“啟蒙”。而今天那些到處給別人灌輸民主自由法制市場之類“真理”的自以為啟蒙家的人，往往是既無學問也無德行的偽士。

對同志和戰友、親人，他是謙讓，忍讓，包括對愛人許廣平，不能夠相互理解之處，他就自己化解。許廣平回憶，魯迅生氣時躺到陽臺上獨自承受，兒子海嬰也跑去模仿。這很像受傷的狼隱到密林裡，自己舔舐傷口。他與兇猛攻擊過他的創造社等人後來也和解了，聯合了。他對左聯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很反感，但是對左聯的解散非常惋惜。用我們長期流行的政治話語說，他是把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區分得清清楚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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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落暗器如雨：魯迅的痛苦（3）

對敵人，魯迅的態度是“嚴打”和輕蔑。在戰略上，他是藐視的，像恩格斯紀念馬克思說的那樣，像對待蛛絲一般，輕輕抹去敵人噴射的汙穢。在戰術上，他又很重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論戰上了。對那些支援反動政府屠殺愛國學生的人，對那些叛變革命後又來侮蔑他的人，他憤怒地然而又是輕蔑地予以揭露、駁斥，堅持“痛打落水狗”的立場，不肯“費厄潑賴”，因為惡狗上岸後還會咬人。魯迅以革命青年的鮮血為例，昭示人們不要上當。辛亥革命中紹興的革命領袖王金髮捉住了殺害秋瑾烈士的兇手，但是又放了，以表示革命的寬容，可是很快那個兇手就幫助袁世凱殺了王金髮。再如民權保障同盟事件。魯迅、宋慶齡等呼籲釋放###——今天我們也已經取消了“###”。而胡適認為政府“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這是明目張膽的法西斯言論，等於說政府可以隨便剝奪公民的自由。魯迅對這類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