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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就是平均由這一文不值漲到了的七百兩呀！”

中山先生溫藹地笑笑說：

“你說對了。”並又進一步解釋說：“原來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兩銀子，但這並不是人力所為，也不是造化所授，純粹是因為國家的經營而提高，所以不應當讓地主享有，而應該由國家享有才對。你明白了嗎？”

閻錫山很高興地說：

“我明白了！”

孫中山先生又說：

“像紐約這樣的情形，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們中國來說吧，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都有這種情形發生，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因此，我認為應該實行平均地權。”

閻錫山緊接著又問：

“商埠碼頭可以實行平均地權，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實行平均地權呢？”

中山先生肯定地答道：

“凡是有這種事情發生的，都應該實行平均地權。”

閻錫山再問：

“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說：

“耕作地因為國家經營而提高價值的比較少。”

閻錫山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說：

“那麼，因為人力改良而增漲的地價，可不可以歸於國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覆說：

“不可以，人力改良的，應該歸出力人所享有。”

閻錫山內心的疑問，得到了完滿的答覆，他欣欣然地起立告辭。事後他說：

“這一席談話，歷時三十分鐘，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鐘談話裡，中山先生頻頻地問我：‘你明白了嗎？’總在十次以上，那一種諄諄誨人的親切態度，至今回想，尤覺敬服不置呢！”

關於革命進行的程式，在東京的同盟會骨幹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最後確定了“南響北應”的總策略。

據閻錫山1945年1月15日在總理誕辰講話時回憶：

最初討論革命進行的程式，經多次的研究，因種種的關係，將革命程式分為兩部：一為江南，一為江北，也就是江南發動，江北響應。因為江北離北京近，發動起來易遭撲滅，所以決定由江南發動，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遠，清軍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輸運軍需品及得到外人協助比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發動後易於感召。

這個程式決定之後，各省的任務也就因此有了區別。山西的任務是什麼？就是革命軍到河南後，山西要出兵石家莊斷清軍的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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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習武　默察社會

閻錫山熟能成誦的《詩經》即中國最早的詩歌集中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語。意即其他山上的石頭同樣可以用做琢磨玉器之礪，引申為把別人的經驗教訓，認真加以考察、分析，就可為本人所借鑑。但是，清王朝統治中國260餘年，中後期一直奉行閉關自守的政策，絲毫不理會別國的先進知識和技術。倒是東洋的日本民族在借鑑別國方面頗具成功經驗。早在日本古代奈良、平安時代，他們就大量吸收中國隋唐時期的各種制度和物質、精神文明成果，有力地推動了本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到了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又積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大大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程序，僅僅三十多年時間就步入了世界強國的行列。日本人學西方成功了，這對中國無疑產生相當的震動。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習，振興自己的祖國。所以，二十世紀初，中國有志於救國的人們，掀起的負笈東航的熱潮，不外是在思考中國究竟該不該向日本學習和向日本學習什麼的問題，以探討日本維新之要和強國之道。當然，對這些問題，中國不同的階層，從其不同的立場出發，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