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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則是更高明的以守為攻、以退為進：

&ldo;前接李鴻章來函，言蘇軍將士太勞，宜少休息，待會克長興、湖州，再行選將拔兵助攻金陵等語。然使僅請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為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為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猶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合無籲懇天恩，飭催李鴻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後，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時&rdo; ；

毫無疑問，李鴻章的奏稿，曾國藩已經先看過一遍。李摺詳述人少不敷調派、先克湖州再助金陵等情，是臨時退避，絕無可疑。曾國藩若據此進言，請緩其援，未免落入俗套，太露痕跡。然則所以應對之法，無過於反客為主。不是都在猜疑曾國荃&ldo;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rdo;麼？那好，只要能洗清嫌疑，還我兄弟清白，請朝廷千萬不要體諒淮軍&ldo;將士太勞&rdo;，也千萬別管江蘇&ldo;門戶&rdo;是否&ldo;穩固&rdo;，立即下令李鴻章親自率領淮軍赴援。李鴻章列舉不能遽行赴援的三條理由，都能言之有據，是實實在在的客觀困難。如果一味誅心，不講道理，認定李鴻章推諉避讓、曾國藩包攬把持，遂不顧一切，強令淮軍東來；倘若勞師遠徵，不慎受挫，兼且擾亂南京圍局，誰負得起這個責任？軍事最忌遙制，從古至今，莫不如此；曾國藩筆鋒所至，就是要憑虛發力，點中軍機諸公此處要穴。單論文字，每句話都揭示了軍機諸人心中所想而不便昌言的隱衷，可是出自曾國藩之口，並輔以李鴻章的軍情通報，軍機諸公又不得不三復斯言，再度評估派兵助剿的可行性。譬如欠債者逢債主上門追討，先佈置一套家徒四壁、久不舉炊的窘況，然後不待債主開口，搶先傾瀉汲汲還債的一腔誠意；債主倘有天良，觀此境況，審其言態，除了自認倒黴，還能更置一詞否？曾國藩的一番搶白，頗得賴帳之妙。

細讀曾、李二摺，我們發現：本應肩擔大任、顧盼自雄的李鴻章，表現得扭扭捏捏；師久無功且被貪忌之譏的曾氏兄弟，卻儼然以全域性為重，毫無私心。一則謙近於偽，一則直近於矯。分而論之，俱都不符常理；合而觀之，又似時勢使然，非如此不可。

考察至此，讀者未免產生疑問。前引曾國藩五月十六日致曾國荃書，委婉諷喻，說&ldo;何必佔天下第一之美名哉？&rdo;顯然表明兄弟二人對助剿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然則曾國藩在奏摺中又何必弄此狡獪？伯牛是不是深文周納，厚誣古人？確實，坊間印行的曾氏文獻（包括蒐集最稱齊備的嶽麓書社版全集）之家書部分，讀者只見兄弟二人在討論淮軍助剿問題時，曾國藩自始至終勸其弟以大局為重，多窮理盡性之談，無患得患失之態；儼然公而忘私，不可能如上述分析所言，明示公義，暗藏機心。但是，我們又必須知道，歷史文獻，往往有極不可靠的地方。就拿曾氏文獻來說，其家藏手稿中某些函牘，頁首有曾國藩親筆&ldo;不鈔&rdo;字樣，意即不許編進全集 。湘潭人袁樹勛曾入曾幕，亦云：

&ldo;昔歲從文正金陵督署，常見其將家書底稿躬自刪改發鈔，已有必傳之意&rdo; ；

可知公開發布的家書已經曾國藩親自&ldo;刪改&rdo;，不再是事實原貌，而是發生了&ldo;選擇性失憶&rdo;。但是，胡適博士告誡我們：&ldo;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rdo;；然則，在沒有紮實證據的情況下，純靠誅心之學，臆斷曾國藩在助剿問題上的立場偏於否定，並因此在奏摺中大玩花樣，實在是不負責任的態度。然則，伯牛必須拿出證據來；否則，前此分析，都不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純為造謠誹謗。幸好，民國間，長沙方表從曾國荃後裔手中購得曾國藩手書數通，其中三封，作於同治三年四、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