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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大力加強文官在國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寶之時，他自己確定新年號為&ot;建文&ot;，與乃祖父&ot;洪武&ot;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從中可見建文帝治國方略的改變。他還立即將六部尚書升為正一品，大開科舉考試，並下詔要求薦舉優通文學之士，授之官職。

建文帝身邊幾個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飽讀詩書的才子。兵部尚書齊泰，洪武十七年（1384）應天府鄉試第一，次年進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會試第一，與齊泰同榜。翰林侍講方孝孺是建文帝身邊的主要謀士，幼時就以聰敏機警著稱，後師從當代名儒宋濂，詩文為時人所推崇。據說後來成祖入南京繼帝位時，怪僧姚廣孝怕成祖方孝孺像殺他，為之求情，說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的種子就絕了。正是因為建文帝所依賴的大臣多為這樣的文人，所以人稱新朝廷為&ot;秀才朝廷&ot;。

這種情況下，文人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擔心像洪武朝那樣動輒以一言獲罪的情況，因此他們膽量也大了，對朝政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建文帝忠心耿耿，這也是後來大批文臣甘願為建文帝殉難的原因。

寬刑省獄。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剛猛治國，亂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況嚴重。他認為：&ot;法嚴則人知懼，懼則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寬則人慢，慢則犯者眾，民命反不能保。&ot;因而，屢興大獄，殺的人很多；還使用了許多恐怖的刑罰，如抽筋、剝皮、閹割、凌遲等，因此有獲罪的大臣跪求&ot;臣罪當誅，謝主隆恩&ot;，比較起來，能被砍頭也成了幸運的事。

建文帝在當皇太孫時就已經意識到太祖用刑過猛，因此登基後力圖改變這種情況。他在做皇太孫時就向祖父請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與歷朝法律作比較，認為《大明律》用刑過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朱標生前曾練習處理國事，以寬大為懷。

朱標死，太祖也叫朱允■斷刑獄之事，朱允■一如其父風格。那時，他就獲得了廣泛的稱譽。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圖創造出和諧的寬政。

建文帝即位僅一個多月，下詔全國行寬政、平反冤獄。洪武時期的一些冤假錯案得到了糾正，一批無辜的官吏得以恢復自由，被發配遠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鄉。據記載，建文朝監獄裡的罪犯比洪武朝減少了三分之二。建文帝的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對太祖朱元璋嚴刑峻法的一種調整，也反映了建文帝與太祖執政風格的迥異。

減輕賦稅。建文元年（1399）正月，建文帝令減輕江浙地區的田賦。明初以來，江浙地區的田賦明顯重於其他地方，這是因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區的縉紳當年依附張士誠而採取的懲治措施。另外，朱元璋特意規定江浙人不許擔任戶部的職位，目的在於防止江浙人偏袒家鄉。明故宮玉帶橋建文帝則認為江浙重賦只是用懲一時，不應該形成定製，既然田賦減輕了，浙東人自然也可以擔任戶部的官職。他還針對寺廟侵佔民田的情況，下令僧道每人佔田不得超過5畝，多餘的要退官分給農民。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長，接受的是儒家學說的薰陶，缺少對現實的瞭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讀書人，因此改革中難免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議，甚至要恢復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他還使用一些《周禮》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職。中國後世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崇古情結，言必稱三代，似乎那時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時的社會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實，且不說井田制是否真正的執行過還有爭論，即使有過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況下，復古這些制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建文集團過重的文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