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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種&ldo;精神對接&rdo;的現象，後人最應予以正視。此即&ldo;匪精神&rdo;與&ldo;官精神&rdo;的對接，&ldo;無政府主義精神&rdo;與&ldo;政府權力&rdo;的對接，&ldo;被統治者&rdo;與&ldo;統治者&rdo;的對接。本不相容的兩種勢力握手言和後，原有的相互壓力亦隨之消散，這有如無數的壓簧，一瞬間解除了壓力，自然的反彈，必會引發全域性性震顫。一層層煽惑，一層層謠傳神異，義和團精神竟然變成了國家精神。在那一刻，舉世皆醉，無人敢醒，連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眾運動的尾巴。政治的扶持與宗教（其實只是準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傳，人的瘋狂遂擴大為國家的瘋狂，人的愚昧遂擴大為國家的愚昧，人的錯誤自然投射為國家錯誤。最後，&ldo;罪&rdo;與&ldo;罰&rdo;的清算，就是超個人的國家清算。中國有罪，中國受罰。教訓極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們將如下兩條擺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ldo;群眾運動&rdo;的背景下普及荒謬或哄抬荒謬。

其二，切忌讓少數人俘虜了我們的國家。

&ldo;罪&rdo;與&ldo;罰&rdo;，是基於因、果邏輯的線索性描述。用這兩個字，歸納一個斷代的國內動亂與國際爭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準的侷限，何況我們又模稜了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呢？堅持至今，未再換個詞兒，還是想真的理清歷史責任。從&ldo;戰爭&rdo;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國聯軍登陸入侵，我們還沒有發現先於義和團燒殺搶掠、先於教堂被毀、教民被害、教士被殺、使館被圍、公使被戕而在八國間預謀的戰爭方案；我們面對的僅僅是因為內亂升級而誘發的外患加驟，或者說因為內政失誤、外交失誤而激發了中外矛盾和中外衝突，這才導致了一弱國與八強國的軍事攤牌。

作為戰爭的一方，清廷是發了宣戰書的。口上宣戰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軟，敗下陣來，所以還應該從&ldo;戰爭&rdo;上找找原因。僅僅是基於如下的考慮：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軍隊，並不是中國軍隊的責任，因而這失敗也不能視為軍隊失敗。為了給&ldo;國家責任&rdo;及&ldo;國家失敗&rdo;留有反思空間，所以本章對中國軍隊的敗狀、敗因皆未展開論析。下面，我們將用不多的文字，擇例而陳，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軍隊&ldo;事權不一&rdo;，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敵衛國的有生力量。

&ldo;事權不一&rdo;的話，是袁昶說的。他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ldo;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燒香，官兵竟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於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rdo;以武衛五軍為例，五軍之首雖為榮祿，但他僅能調動武衛中軍一部。作為武衛後軍的甘軍，就完全等同於董福祥的私家軍隊。甘軍在京，形同匪盜，殺日本外交官，殺德國大使，聯軍入京後，又大掠而去。對於武衛軍統帥榮祿，董福福竟敢派一滿兵前去暗殺，只是因為這個兵士不願領命，逆謀遂寢。

在抗擊聯軍入侵的京津防線上，作為總督的裕祿，兵將相失，首尾不應，連戰皆敗，飲彈自殺。作為督師的李秉衡，率四軍迎敵，一接戰，張春發、萬本華二軍即先潰逃，陳澤霖軍復聞炮而遁。手下無將，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與中國軍隊的群龍無首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八國聯軍臨時推舉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個人權威，都能統馭全域性。

其二，輕重倒置，無備而戰。

宣戰詔發布前，以武衛五軍駐防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