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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講過：&ldo;那種將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將武力威懾作為秩序基礎的國際體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尋求一種不同的體系（基於集體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種幻想，而是對必要的目標所進行的必要的努力。&rdo;

喬治&iddot;f&iddot;凱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務委員會為他九十壽辰舉行的慶祝會上說過，幾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局面：沒有什麼預期的超級大國間的衝突會威脅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內這種超級大國間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對於冷戰後世界的設想，真正成為可能。同時，它也使透過維持保護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成為可能的事情。

維持這種能力並不意味著國防支出應停留在目前這種過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國一九九三年財政年度的整個軍費支出是兩千九百一十億美元，以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爾&iddot;柯林頓總統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衛計劃，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國防支出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冷戰中期的尼克森總統時期僅低了三個百分點。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世界上其它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

這樣一種防務計劃完全不同於我對冷戰後世界的看法，同時，它也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樣至關重要的國內財政方案格格不入。這種防務計劃假設，在北約以外地區的衝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鮮半島‐‐我們將在沒有其它大國支援的情況下，單方面採取行動。它還假設，我們必須準備同時面對兩個地區的衝突。我認為，這種假設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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