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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楚國糧食豐收、品種多，不僅在古文獻中有充分反映，近年來考古發掘，也進一步得到證實。如據《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掘》(下)記，楚都江陵紀南城陳家臺手工作坊遺址，發現有五處稻米遺蹟。至於其他農副產品，在湖北、湖南各地楚國遺址中均有發現，和文獻資料所記完全吻合。

二、手工業

戰國時期，楚國手工業發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尤以冶金、絲(麻)織、漆器、琉璃、竹木器、建築等為最突出。

在冶金方面，楚國青銅鑄造業繼續得到發展。除銅綠山銅礦開採長盛不衰外，湖南麻陽九曲灣、長沙銅官山等也是重要的產銅和開採基地。所以，楚國產銅區多，為青銅冶鑄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據目前考古發掘所見，郢都是重要的青銅鑄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紀南城內的陳家臺，發現有兩座鑄爐的殘跡，在其附近有銅渣、錫渣及其他鑄造工具的殘片。此外，還發現有稻米的遺蹟，說明這裡鑄造規模大，人手多，是楚國一個傳統的青銅器鑄造場所。

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戰國時期，楚青銅器以湖北隨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銅器群為代表。其中鐘的銘文記：&ldo;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享。&rdo;根據此銘文與墓葬特點等分析，年代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後，其時，曾已成為楚國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隨(今湖北隨州)，故又名隨(曾，是否即文獻上的隨，目前說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時就已成為楚的屬國，故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國影響，在青銅器鑄造上，亦&ldo;可以代表楚國的青銅鑄造水平&rdo;(張正明《楚文化史》。）該墓出土文物甚豐，其中各種青銅器，如鼎、簋、鍾、炒爐等各種禮器、容器、雜器，總重量達10噸左右，&ldo;如果加上澆冒口系統以及熔化澆注時必不可免的燒損、飛濺、飛邊等損失，鑄成這些鑄件需要銅、錫、鉛等金屬料約十二噸&rdo;(華覺明、郭德維《曾侯乙墓青銅器群的鑄焊技術和失蠟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這一青銅器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編鐘。全套編鐘64件，鍾1件，共65件，重量達2千5百多公斤，加上筍(鍾架橫樑)、(鍾架立柱)的青銅構件，總重量達5噸之多，是迄今我國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編鐘。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鍾，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樂器。顯然，鑄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須要有大熔爐、高溫爐和強鼓風裝置，才能鑄成。在鑄造技藝上，使用了分範合鑄和影印花紋等一系列綜合技術。如編鐘的中層甬鍾，用陶土製成瓦形鐘模，鐘體紋飾，則分別使用花盒翻制花紋分範，再組合成型，幹部分範製成後插入甬範，鐘體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澆口和排氣孔在芯上開設，這樣，整個鑄型使用的範和芯，多達100塊以上(詳見華覺明《曾侯乙鍾及構件的冶鑄技術》(《江漢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鑄接、焊接的方法製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銅鑄成，有八對大龍穿插蟠繞在座體之上，又有許多小龍攀附在大龍身上，構成一個龍群體。龍群由22個鑄件和14個接頭透過鑄接和焊接相互聯結並和座體接合在一塊，是傳統分鑄法的熟練運用。在焊接技術上，既使用了強度較高、操作較煩難的銅焊，又使用了強度較低、操作較簡便的錫焊。用於錫焊的低熔點的鉛錫合金，在墓中亦同時出土。這種鉛錫合金和焊接技術，是我國古代史上的首次發現。

該墓還出土了尊和盤各一件。尊唇和盤口紋飾為縷空的蟠螭紋和蟠虺紋，由內部的銅梗支承，是用失蠟法和漏鉛法製造出來的。故此尊盤，具有極高的科學與藝術價值，被視為楚青銅器精品中之精品(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