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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風流》中兩性關係的這種圖景與特色，固然是法國社會現實生活中自由放任的男女關係的寫照，但也與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在兩性關係上的思想體繫有關。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本人是西方當代女權主義的先驅，早以其觀點新穎大膽的專著《第二性》（1949年）聞名於世。在這部著作中，她論述了&ldo;女人並非生來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動地變成女人&rdo;的這一中心思想，揭示了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中，男人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製造出關於女人的種種神話，強制婦女接受下來而永遠處於從屬的&ldo;女人&rdo;的地位，書中宣揚了&ldo;男人們自己作主，女人們也自己作主&rdo;的平等理想。在性問題上則批判了&ldo;把理應建立在自發感情衝動基礎上的交流變成了權利與義務&rdo;的婚姻制度，認為&ldo;要求被社會與道德的實際利益拴在一起的夫妻終生都能互相給予對方以肉體快樂是絕頂荒謬的&rdo;。《名士風流》出版於《第二性》五年之後，正是本著她在《第二性》中的思想觀點，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在《名士風流》中以讚許的態度描寫了亨利對自己的&ldo;家室&rdo;波爾的膩煩與他的性自由；帶著憐憫的感情描寫了波爾如何死抱住關於女人的神話不放，在女人的從屬地位上建立起對自己的虛幻理想，因而&ldo;誤入歧途&rdo;，最後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她還以平等的原則，對稱地安排了兩個與男人（亨利）一樣也享受著性自由的女人：安娜與納迪娜。安娜身上那種非從屬性的、非傳統規範的思想特點，從她在酒店裡與斯克利亞西納的那一場對話就已經表露得很清楚，當這個俄裔美籍作家單刀直入問她是否會有外遇時，她宣告自己&ldo;完全是自由的&rdo;，也宣告自己的丈夫也是&ldo;完全自由的&rdo;。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在以她的《第二性》的觀點描寫著這些主人公的時候，還沒有忘記安排了他們周圍的人們與環境是如何認可與容忍了兩性關係中的這種獨立與自由。

何止是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政治態度、哲學思想與男女觀而已，《名士風流》實際上在相當的程度上帶有自傳的性質。早年，薩特曾在一家咖啡館裡建議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ldo;至少你應該把你自己融入你所寫的東西里去。&rdo;在《名士風流》中，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按此辦理比在她任何其他作品裡都更為明顯，因為她立意要寫的是法國戰後左派知識分子群的生活，而她與薩特正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群的中心。於是，在她這部小說裡，薩特與她以及他們周圍的一些知識分子的影子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時閃現，正如納迪娜對亨利所說的那樣：&ldo;你小說中足足有五十處與爸爸或你完全吻合。&rdo;在迪布勒伊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薩特的成分：薩特在戰後法國思想界的泰斗地位、他對青年一代的巨大影響、他身邊團結了一批思想左傾的知識分子，這幾乎與小說中迪布勒伊的地位完全一樣；薩特50年代起從寫作生活較多地轉向社會政治活動，他1945年創辦《現代》雜誌並吸收西蒙娜&iddot;德&iddot;波伏娃參加編輯工作，與迪布勒伊處理寫作與社會活動的關係，在親人的協助下辦《警覺》雜誌的工作情況也很相像；薩特1948年建立中間偏左的&ldo;革命民主聯盟&rdo;以及聯盟在兩大陣營的對峙中難以立足、最後解體了的經歷，幾乎是照搬到了迪布勒伊的身上；薩特從50年代初開始在政治上親近蘇聯、與法共關係密切、與加繆在蘇聯集中營問題上進行論戰時堅持黨派精神與陣營意識，後又投入反對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