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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一書名聲大震。而歷史上三十六人橫行的“河朔”、“京東”卻跟宋江漸漸斷了關係。可見，《水滸傳》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但在演化過程中，超越了歷史之真實，做強做大了文學之真實。前人謂《三國演義》是“七虛三實”，我看《水滸傳》連“九虛一實”也達不到。因此，雖然名曰“傳”，但早已擺脫了“史”。敘事者自由地塑造人物，表達情感，不存在《三國演義》裡“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弊端，在塑造人物方面達到了空前的境界，謂之“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恰如其分也。所以，讀者不要再去山東梁山尋覓歷史上的武松林沖魯智深，而應在心裡銘記他們的形象。史實問題，交給學者們去爬梳清理可也。無論文學還是歷史，誰也不能保證其純粹的真實性。藝術作品只要忠實於人民的利益，就會是永恆的。

第四，主旨問題。

《水滸傳》的創作意圖究竟是什麼？文字所呈現出來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麼？數百年來，莫衷一是。或曰憤元朝之暴虐，或曰嘆當道之昏庸；或曰農民起義的雄偉畫卷，或曰民主政治的先覺預言；或曰誨淫誨盜，或曰利國利民。恨之者咒罵施耐庵羅貫中“子孫三世皆啞”（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及鐵珊《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謂“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林翼《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愛之者將施羅二人比諸屈原、莊子、司馬遷、杜甫、盧梭、西鄉隆盛、達爾文（見《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比諸柏拉圖、巴枯寧、托爾斯泰、狄更斯（見王鍾麒《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甚至比諸釋迦牟尼、孔子、華盛頓、拿破崙（見狄平子《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其實，大凡經典傑作，往往旨趣繁複，非三五語所能概括。尤其大面積反映人生之說部，世間百態盡在其中，誰知“人生之主旨”究竟為何？有時不過貞者見貞，淫者見淫耳。當然貞者見淫、淫者見貞亦可。從創作方面言，有感而發，象形指事，此乃通律。水滸故事漫長的流傳過程中，人民必將民族義憤和反抗情緒融入其間。說它歌頌起義或者說它鼓動作亂其實是一個漢堡包的兩面。梁山泊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的生活確實表達了某種理想，但畢竟不是晚清革命者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平等社會，更不能硬套概念，鎖定《水滸傳》是“社會主義小說”也（見王鍾麒《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及黃人《小說小話》）。

倒是歷代都有高人看出了《水滸傳》的一個關鍵要害：投降。金聖嘆就因投降而腰斬了《水滸》，後來又有俞萬春不許梁山盜賊投降，另寫了《蕩寇志》，將梁山好漢斬盡殺絕，以表明“忠義非可偽託，盜賊斷無善終”（東籬山人《重刻蕩寇志序》）。延至現代，魯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後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毛澤東繼續魯迅的思路，把投降問題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他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於是引發了全國批判宋江的熱潮。其實由此政治視角出發，恰恰可以看出農民起義的根本性矛盾，只有少數起義者能夠改朝換代，“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大多數反抗社會秩序者，都面臨著一個“如何下場”的問題。所謂“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未必就是一個道德上應予譴責的選擇。反抗秩序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為了換來一個好一點的秩序。不能指責那些未能從體制上根本推翻一個社會的革命就是假革命。在政治性的焦慮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