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頁(第1/3 頁)

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結構、扁平散點化的市鎮發展，加上以反對人口流動為目標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符合中央集權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為前提的&ldo;超穩定結構&rdo;便形成了。在這個意義上，&ldo;男耕女織&rdo;確乎是一個中國式的&ldo;唯美主義的詛咒&rdo;。

對&ldo;自轉慣性&rdo;的預警

講解至此，我們要對中國的&ldo;自轉慣性&rdo;提出一個歷史性的預警。

在人類社會的大家庭中，一個國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顆星球，有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轉，也有與自身條件相符合的自轉。在所有的文明體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經濟的原因，中國也許是自轉條件最好、自轉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在農耕文明時期，一個國家若要閉關鎖國、拒絕公轉，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麼，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碰巧，到了14世紀的明朝，所有客觀條件全數具備，帝國迅速轉身，成為一個&ldo;自轉的小宇宙&rdo;。

在學術界，只有很少的學者觀察到這一規律，從來沒有到過東方的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曾簡短地提及，&ldo;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內需能夠滿足供應，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場&rdo;。對農業文明狀態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內需產品只有兩個，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ldo;耕&rdo;和&ldo;織&rdo;兩大領域分別解決了技術性的問題，創造了閉關鎖國的必要條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則對大一統制度與技術進步的關係進行了更具普遍意義的闡述，在他看來，&ldo;他們常常對技術進步的可能性漠不關心或者乾脆採取敵視態度，因為他們認為，任何技術變革都會威脅經濟的穩定，因而也會威脅社會和政治的穩定，而這種穩定是統一國家的奠基人好不容易才確立起來的&rdo;。132

於是，自宋代之後日漸奉行的&ldo;大陸孤立主義&rdo;，終於在明代找到了現實而頑固的落腳之處。14世紀至15世紀的那場&ldo;棉花革命&rdo;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最後一次革命，是小農經濟興盛的關鍵性因素，它將古代的中國經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並終止於此。從此之後，在長達400年的漫長時間裡，中國成為一個不再進步、超穩定的小農社會，一個與&ldo;世界公轉&rdo;無關的、&ldo;自轉&rdo;的帝國。據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中國在1301年(元朝大德四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00&ldo;國際元&rdo;，此後增長全面停滯，一直到1701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400年中，增長率為零。而歐洲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從576&ldo;國際元&rdo;增加到了924&ldo;國際元&rdo;。

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來看的話，這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同步極低的社會執行狀態，若沒有外來的&ldo;工業革命&rdo;的衝擊，竟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終結之處。自宋代的&ldo;王安石變法&rdo;之後，帝國的治理者已經找不到經濟體制變革的新出路，於是，透過推廣&ldo;男耕女織&rdo;的民生方式，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已成為必然之選擇。社會組織一旦被&ldo;平鋪&rdo;，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便變得微弱無力。

這樣的治國策略在明清兩代看來是成功的。黃仁宇論述道：&ldo;在明代歷史的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