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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伍，津津有味地吃了這頓午飯。

1926年，魯迅和孫伏園等到廈門大學任教。兩人都單身而往，伙食便成了一個問題。孫伏園自告奮勇掌勺。魯迅和友人章川島談起：“伏園有一次燒出一個滿盤血紅的白菜來，我問他‘是什麼菜？’伏園說：‘似乎紅燒白菜之類。’你想‘之類’上面還要加個‘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戰期間，茅盾一家在新疆初嘗馬奶子，即用新鮮的馬奶經過搖盪使其發酵而製成。茅盾說：“味略酸而香洌，初飲常覺不習慣，喝多了卻有深嗜，一日可進十幾杯，而且飯量大增。我們全家後來都成了馬奶子的嗜好者。”

上世紀2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與幾個南社的前輩詩人過從較密。一次他跟著葉楚傖、柳亞子等一干人去豫豐泰酒樓喝酒。他們先要了四斤花雕，用錫壺盛著，用碗喝，一壺半斤，能倒兩碗。曹聚仁向不喝酒，只是陪著吃和看。下酒菜是豆腐乾、鹹肉、海蜇皮和鹽水花生。曹聚仁說：“葉先生盡是一碗一碗喝著，圓桌上的錫壺，越來越多，到後來，一點數，總共38壺，19斤老酒。”

在西南聯大教授的太太裡，據說錢端升夫人陳公蕙最會做飯。金嶽霖說：“她是能夠做大件菜的。”“公蕙的特別小品是她的煮雞蛋。煮出來的雞蛋，就蛋白說，有似豆腐腦，就蛋黃說，它既不是液體，因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體，因為它不硬，看著是一個小紅球；吃起來，其味之美，無與倫比。”金嶽霖還回憶說：“林徽因本來是不進廚房的人。有一次在幾個歐亞航空公司的人跑警報到龍頭村時，林徽因炒了一個荸薺和雞丁，或者是菱角和雞丁。只有雞丁是自己家裡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報的人帶來的。這盤菜非常之好吃，儘管它是臨時湊合起來的。”

金嶽霖不愧是哲學家，論起醉酒，也帶著哲學味：“解放前喝黃酒的時候多，醉也大都是黃酒的醉。黃酒的醉有恰到好處的程度，也有超過好處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學藝術方面的創作，超過程度就只有壞處。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維了。就醉說，最壞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轉，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

朱了洲早年在上海務本女校教體育，體力充沛，食量驚人。一次他與一群男女生同桌吃飯，一時興起，和一個女生賭這頓飯的東道，女生吃一碗他吃兩碗。結果是女生吃了九碗還在添飯的時候，他十八碗下肚，實在吃不動了，只好認輸付賬。

蔣碧微第一次吃西紅柿，是在與徐悲鴻去法國前逗留北平期間。那年暑假，徐悲鴻、蔣碧微與顧孟餘夫婦、李石曾夫婦以及眾多北大師生集體到香山碧雲寺避暑，碧雲寺有廚子專門給他們做飯，時有西紅柿上桌。蔣碧微形容西紅柿“紅綠相間，鮮豔欲滴”，“不過我們所吃的西紅柿多半是塞著肉的”。

抗戰後期，物價飛漲。在重慶，誰家吃了頓螃蟹，便可當逸事乃至新聞說。

1927年6月3日下午，郁達夫去訪魯迅。魯迅知道郁達夫好酒，臨別送了他一瓶有七八年陳色的紹興酒，郁達夫說：“當是難得的美酒，想揀個日子，弄幾碟好菜來吃。”

當年上海愛多亞路有一家叫紅棉酒家的飯館，經營粵菜，店面不大，也不大起眼，但價格出奇的貴。據說某日有三個客人吃過便飯後結賬，竟高達百元，而上海有名的大飯館，十人一桌也不過十多塊錢。以至出現三人當場湊不出錢來付賬的尷尬場面。

抗戰初期，物價尚穩定。學者宋雲彬1939年1月21日晚在桂林的桂南路一家飯館“獨酌”，點了一盤炒腰花、一碗三鮮湯、六兩三花酒、兩碗米飯、一個柚子，總計法幣2元。宋嗜酒如命，三花酒是他在桂林期間日記裡最常出現的詞語之一。如1940年1月26日：“腋下溼症又發，晨八時去省立醫院換藥。精神疲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