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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形式&r;。與這種面對面的初級合作形式相比，當代社會的合作與交易，呈現出的則是一幅驚人複雜的圖景。想像一下，有多少人能夠瞭解複雜的現代醫療技術，有多少人能夠瞭解神秘的外匯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夠瞭解迷宮般的官僚機構運作。如果我們不能成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麼，我們要想在分工越來細但相互依賴卻越來越深的現代社會中行動，我們就必須藉助於信任。否則，我們就寸步難行，更遑論進入複雜的、可能代價極高的交易遊戲。無疑，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流動性正在大幅改寫風險的傳統特性。因為些許的資訊不對稱都可能導致交易的巨大風險。這也是為什麼當代思想對作為一個軟變數(相對於諸如制度、經濟地位等硬變數的不可測量的變數)的&l;信任&r;如此著迷的原因之一。&rdo;

一位氣度不凡的老者皺了皺眉，禮貌而又堅定地打斷了中年學者的長談：&ldo;方博士，您能不能說的更簡單通俗一些？&rdo;

上海著名的獨立經濟學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ldo;我馬上就要談到今天的主題，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市場化範圍雖然不斷擴張，但作為市場基礎設施的信任卻遭到了嚴重的敗壞。就我們有限的閱讀以及人生經歷而言，這種敗壞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無需舉證，所有對中國市場歷史有完整經歷的人，都會對此有深刻感受。官員、醫生、律師、法官、教師這些典型的助人型職業一直被認為是傳播社會信任的最佳載體，但在今天，這些職業卻幾乎年年都名列&l;害人職業&r;前茅，成為傳播敵意和懷疑的工具。僅此一端，我們就能夠對中國社會信任的敗壞程度心知肚明。不過，信任的敗壞並不是市場化的必然後果，而是一種中國式市場化的結果。有必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存在著一種對社會信任的蓄意和系統的破壞。由於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嚴重削弱，官僚系統要想維護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談判地位，就必須瓦解人民的團結，將他們變成一個個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離個體，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這個時期，所有的中國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著以&l;悶聲發大財&r;的方式去爭取個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這種個人(或集團)利益經常是以犧牲他人或者他集團的利益為代價的。於是，人民之間的深刻&l;不信任&r;被成功和大規模的繁殖出來，而官僚系統的合法性危機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緩解。沒有什麼比離間自己的人民更能夠鞏固一個弱勢官僚體系的地位了。當所有人都無法互相信任的時候，他們就只能將信任被迫交還給官僚體系。一場對信任和美德的陰謀綁架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策略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樣以驚人的程度破壞了中國的社會資本。1990年代對中國社會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經濟上產生了兩個主要後果。其一是，由於人們之間橫向的傳統信任紐帶遭到肢解，導致民間企業本身很難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資源。如此，除非藉助於地方政府提供的隱含信任擔保，民間企業本身的市場就只能侷限於狹小的範圍內。觀察家們對中國經濟一直有一種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國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場為什麼在長達27年的時間中，沒有成長出一家世界級企業？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間企業本身無法向社會輸入信任資源並由此擴大交易規模，也是一個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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