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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他們更具融入城市和追求平等權益的慾望與追求。不僅如此，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在城市出生並在城市成長但仍然缺乏城市戶籍身份的新生代，這既增加了農民工的生存困難，也代表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強烈意願與不可逆轉的趨向。三是農民工的職業分佈開始由繁重的體力勞動崗位向其他領域擴充套件。這一方面是因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及農民工人數的持續增長，使新崗位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年輕一代農民工文化素質較高、求職願望更高。因此，一些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與城市勞動者一樣的白領。四是在農民工權益訴求方面，由單純的經濟利益訴求向社會公平權益訴求轉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僅關心自身的經濟利益，而且日益關注社會公平及自己的社會地位，一些農民工甚至關注*政治權力，這意味著農民工的權益意識在全面覺醒。五是在農民工願望方面，由以農民為參照系向以城市同齡勞動者為參照系轉變，由以自己的過去為參照系向以他人的現在為參照系轉變（由個體縱向比較轉向群體橫向比較）。這種轉變意味著農民工追求平等就業、分配正義及合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願望更加強烈，並且必然帶來農民工由過去單純追求經濟收益向追求安居樂業轉變。上述轉變符合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是國家面向農民工的相關制度安排與政策措施必須尊重的客觀依據。

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6）

第四，農民工的社會保護與維權機制缺失。一方面，農民工付出的勞動代價與所獲經濟收益的差距在持續拉大，農民工的特殊身份標識與農民工自我追求昇華的衝突越來越顯性化，農民工權益意識高漲與維權機制不暢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的社會保護機制依然缺乏，農民工在工傷、疾病醫療、養老、貧困等方面的後顧之憂極多，而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機制亦因法制不完善、監察機制不健全、工會作用不大等，依然處於缺失狀態，這意味著農民工權益受損後的社會風險在高速積累。

二、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理論判斷

前述調查資料所顯示出來的農民工問題是廣泛而深刻的，必須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在針對深圳、蘇州、成都、北京等城市的大規模農民工調研材料的基礎上，結合以往的思考，我們得出了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一些理論判斷。

第一，農民工現象是中國轉型期間或者說是中國現階段社會發展程序中的一種過渡現象，是傳統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經濟社會政治分割與市場經濟發展、統一勞動力市場及中國現代化發展程序相沖突的產物。雖然這一過渡期可能較長（估計還會持續20年左右），但它與下崗職工現象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新、舊體制相沖突的結果，並必然隨著新體制的全面確立而分化，並分別歸入市民或者農民群體，其職業身份將由流動的、不穩定的狀態轉入穩定狀態。

在此，我們不贊同農民工長期存在的提法，因為這種觀點可能成為繼續將農民工排斥在城市社會或者相關政策法規之外的依據，結果必然是有意無意地將農民工群體視為另類並排除在正式制度之外。特別強調這一點，是擔心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只見當前不見長遠，制度安排或者政策措施的短視性必然帶來不良的後遺症。希望農民工現象過渡說能得到認同，當然不是說能夠一蹴而就地解決農民工問題，而是希望國家在採取針對農民工的相關政策措施時不要偏離大方向。

第二，雖然農民工問題是一個必須重點應對的挑戰，但農民工卻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與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標誌。這是認識中國農民工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或者不承認這個前提，就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農民工出現的社會進步意義。這種成果與進步的標誌是：農民工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