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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止戰&rdo;，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ldo;三斧頭&rdo;：一是&ldo;以農為本&rdo;，二是&ldo;輕徭薄賦&rdo;，三是&ldo;克己仁義&rdo;。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裡都找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ldo;謀殺&rdo;的改革家。

第二講　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春秋到孔子之後，重建統一的呼聲便越來越強，孟子渴望天下&ldo;定於一&rdo;，荀子期盼&ldo;法後王而一制度&rdo;，連最消極的莊子也抱怨&ldo;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rdo;。在此共識之下，各國變法均以強國兼併為目標，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國的商鞅變法。

如果說，管仲變法是重商主義的試驗，那麼，三百年後的商鞅變法，則是重農主義的典範。經歷這兩場變法之後，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便基本定型。與自信、圓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堅定的商鞅是另一種型別的天才，他們如同左右兩極，處於歷代經濟變革的兩端，後世變革，無非如鐘擺一般在兩者之間搖盪，竟從來沒有逃出他們設定的邏輯。在兩千多年的國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其後，王安石和陳雲則分別是農耕時代和工業化時代的典範型執行者。

與變革之初的齊國一樣，秦國也是個偏遠的小國，它立國比齊國還晚，秦人始祖是一個遊牧及狩獵的民族，被中原諸國蔑稱為&ldo;秦夷&rdo;。所不同的是，齊國在東面濱海的黃河下游，秦國在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游，前者鹽鐵資源豐富，工商傳統悠久，後者地貧民淳，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優勢可言。所以，它們的改革，一個是&ldo;藍色&rdo;的、開放的，一個是&ldo;黑色&rdo;的、封閉的。

秦國開始變法時，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歲，操盤的商鞅剛剛三十歲，正是百無禁忌的年齡，所以，他們的強國之術非常強悍和血腥，第一要義是打仗，這是檢驗變法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

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並且迴圈往復、不應該停止。商鞅說：&ldo;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敵人那裡，沒有像文士、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爭，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rdo;31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為&ldo;霸道&rdo;。

這場變法歷時二十三年，分三個階段，分別是&ldo;農耕&rdo;、&ldo;軍戰&rdo;和&ldo;中央集權&rdo;，層層遞進，體系嚴密，其最終的結果是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高效好鬥的戰爭機器。

以農立國：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中嘗到甜頭

商鞅變法的第一階段花了三年時間，把秦國改造成了一個百分百的農業國。

商鞅頒布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叫《墾令》，其主題只有一個：把全國人民都變成農民。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眾&ldo;歸心於農&rdo;，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ldo;惡農、慢惰、倍欲之民&rdo;。在《墾令》中，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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