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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把這次辯論稱為&ldo;延和殿廷辯&rdo;，爭論的雙方是王安石和司馬光‐‐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兩位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辯題是：工商經濟那麼發達，可是國家卻很弱，在朝廷，中央財政是&ldo;討飯財政&rdo;，在民間，貧富差距那麼大，土地兼併很嚴重，怎麼辦。

兩個人的辦法，簡而言之，一個是開源，一個是節流。

王安石認為，中央一定要把經濟權力收起來，學習商鞅，學習漢武帝，學習劉晏，進行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改革。司馬光認為，要治理國家其實很簡單，只要中央財政節儉一點，然後以農為本、藏富於民，天下就會太平，這是經典儒家的觀點。兩個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開交。王安石嘲笑司馬光等人不懂為國理財。司馬光說：&ldo;我不認為把天下的財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裡是件好事情，你的這種辦法是要禍害老百姓的。&rdo;王安石說：&ldo;不會啊，我這個辦法叫作&l;民不益賦而國用饒&r;。&rdo;

司馬光聽到這裡當場就跟他翻臉，他說：&ldo;這話是桑弘羊講的，桑弘羊就拿了這句話去欺騙漢武帝，所以導致武帝晚期盜賊並起，被迫下《罪己詔》，國家差點滅亡。&rdo;111在司馬光看來，天下財富是有一個定量的，不在民間就在政府，兩者存在內在的爭利關係。他的這個觀察，在經濟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實到今天，還是有爭議的。在1068年，王安石與司馬光之辯止於此，沒有再深入下去，其實由此展開去，可以對中國的國有經濟制度和財政模式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辯論。

年輕的宋神宗夾在兩個大思想家之間搖擺不定，一會兒覺得王安石講得很在理，一會兒又認為司馬光是對的。不過，六個月後，他還是選擇了王安石，任命他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實施大變法。

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王安石搞的這場變法氣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機構、產業、財政、物價及流通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帝制時期的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他的第一項改革是對經濟權力的重組。在中央六部中，經濟權力集中於戶部，戶部有三司，戶部司管財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鹽鐵司管國有專營事業。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權力集中起來，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相當於另立了一個小&ldo;國務院&rdo;，20世紀80年代搞改革開放，有過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ldo;體改委&rdo;，沿用這一思路。

王安石頒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餘條，分別是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條。

均輸這兩個字來自於桑弘羊，就是國家成立物資部和物價委員會，管制重要生產資料的產銷。這個法令推行後，國家就全面壟斷了重要資源的生產和銷售，一改實行多年的&ldo;買撲&rdo;、&ldo;鈔引&rdo;等通商制度，朝廷專設發運使一職，財政撥劃專項採購周轉資金，統購統銷，國營專賣;市易法是對城市商品零售的國家壟斷，政府在各地設立市易司，由政府撥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ldo;滯銷商品&rdo;，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青苗法則是農業領域的變革，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這三大政策，前兩者是&ldo;桑弘羊版本&rdo;的復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獨創。112跟所有的計劃經濟大師一樣，&ldo;王安石變法&rdo;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第一，儘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入;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