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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的經濟思想很難籠統地用&ldo;計劃經濟&rdo;或&ldo;市場經濟&rdo;來定義，事實上，他遭到過來自保守派及自由派兩個方面的猛烈夾擊。1996年12月，朱鎔基觀看話劇《商鞅》，當演至商鞅被車裂而死時，他&ldo;為劇情所動，潸然淚下&rdo;。這是一個很有歷史寓意的場景。更準確地說，朱鎔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確乎是一位傾力重塑中央權威的經濟集權主義者，在中國歷史上，堪與之相比較的正是那些才華超眾、褒貶不一的集權主義大師們‐‐從商鞅、桑弘羊、劉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許很多年後，人們仍然會為如何評價朱鎔基而爭論不休。

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第六次&ldo;國進民退&rdo;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會慣性生長，具有自我實現的能力，若沒有良好的制衡性機制，其最終的形態甚至會超出設計者的初衷和預期。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中國正陷入這樣的制度慣性之中，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間勢力制衡的中央集權日漸對經濟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與自由資本構成競爭和壓抑後者的格局，尤為獨特的是，這是一個不自覺的過程。

2002年10月，中共召開&ldo;十六大&rdo;，大會報告中描繪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成長模式，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一條&ldo;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rdo;。由此可見，在內需和外貿兩頭旺盛的景象下，高效率的集約化改造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

可是，十年之後來看，這條新興工業化道路並沒有呈現出來，原因正在於：第一，持續的城市化運動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資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間;第二，居於產業上游的國有企業因壟斷而坐享其利，根本沒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積極性，而居於產業中游和下游的民間資本則受困於產業和金融管制，無法發揮其積極性。

民營資本遭受排擠的景象，從2003年年底就開始出現了。當時，面對發生在能源領域的投資熱潮，國務院下達《關於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規定的通知》，並組織來自審計署、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ldo;盲目投資&rdo;的民營企業。其中遭到高調處理的是江蘇常州的鐵本鋼鐵公司，溫家寶總理親自飛抵蘇州督戰，九個部委組成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進行全面檢查，認定了&ldo;越權分拆審批、違規徵地拆遷、騙取銀行信貸、違反審貸規定、大量偷稅漏稅&rdo;五大罪狀，將之定性為&ldo;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rdo;，鐵本董事長戴國芳被捕入獄。

以此為分水嶺，許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專案紛紛擱淺。然而，就當民營資本被嚴令喊停的時候，國有資本則紛紛大踏步挺進。以&ldo;投資過熱&rdo;最為嚴重的鋼鐵業為例，在嚴厲處理鐵本的2004年，全國只有兩家鋼鐵廠的鋼材產量超過1000萬噸，而到2005年則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鋼，均為國有大型企業。到2006年3月，在羈押兩年之後，戴國芳受審罪名為&ldo;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rdo;，當初被九部委鐵板認定的&ldo;五宗罪&rdo;無一被指控。

民營資本在2004年的慘敗，令人印象深刻。時任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曾用&ldo;玻璃門&rdo;來形容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尷尬局面，他描述道：&ldo;一些行業和領域在准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