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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續的報導看，這個農民詩人其實是當地記者樹的典型，有些詩是手把手寫出來的。王老九可以說是後來&ldo;文革&rdo;中小靳莊農民的&ldo;遠親&rdo;。

作為老作家的茅盾，在1953年二次文代會上發言，熱切地讚揚了新進作家，特別是其中的工農作家，指出：&ldo;他們的前途是遠大的，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主要將依靠這一新的隊伍而成長&rdo;。這個判斷，實際上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1949年以前作家都pass過去了。

儘管如此，儘管動輒受批判，詩人豪興未減，都在努力改造自己，要寫出新時代的頌歌。卞之琳嘗試採用民族民間的形式寫通俗易懂的詩歌，寫《搓稻繩》、《收稻》、《採菱》等，當然還是有人看不懂;沙鷗諷刺詩的物件都是資產階級、美帝國主義了，政治正確;胡風依然固執己見，但很快他的問題就不單是文藝思想問題，而上升為反黨反革命的政治問題了。

其實，被胡風目為&ldo;正統&rdo;的何其芳對於當時詩壇情形倒也有幾分惆悵。在詩與順口溜、打油詩混為一談的時候，他卻在一次講座中正兒八經地講&ldo;什麼是詩&rdo;，並在文章中抱怨當前好詩太少。這位年輕時聽&ldo;麋鹿馳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rdo;、喜歡&ldo;簷雨說出的故事&rdo;的詩人，經過革命政治洗禮，也似乎難以徹底放棄詩藝底線;特別是當時大有向&ldo;民族形式&rdo;、&ldo;民族傳統&rdo;一邊倒、甚至向格律詩、舊體詩復古的時候，他著文明確指出，五四以來白話新詩已經成為寶貴的、應該繼承的傳統(詩人馮至也有類似的難能可貴的學術性表達)‐‐而當時，以白話新詩《女神》開創新詩時代的郭沫若在被問到當代人寫舊體詩的現象，也只是含糊地表示形式不重要，要看詩的內容。原來在開國之初，五四白話新詩的一脈傳統就受到挑戰和毀棄，這是最近讀劉福春先生著《中國新詩編年史》手稿時才恍然意識到的。

也是在劉福春先生的手稿中看到的：在開國之初的四年裡，據不完全統計，僅單行本詩集就出版了159種，更不用說那些散篇之多了。詩人們仍在歌唱，儘管其中能流傳至今的詩篇寥寥無幾。

汪曾祺筆下的百工坊

小說家都有自己的獨特的藝術世界。

在汪曾祺小說中，高郵、西南聯大、農科所、京劇院這四個地方，是經常出現的故事背景。高郵是汪曾祺的故鄉，1920年他在那裡出生，那裡的風物人情構成汪曾祺小說最鮮明的藝術特質;40年代在西南聯大，他接受高等教育，獲得現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學寫作技藝;50年代末他戴著&ldo;右派&rdo;帽子下放到農科所，在接受勞動改造過程中進一步瞭解中國社會;&ldo;文革&rdo;中他被調去參加江青領導的&ldo;樣板戲&rdo;‐‐《沙家浜》、《杜鵑山》的創作，一度的&ldo;榮寵&rdo;終究不能溺惑作家的良知，後來他的寫作總是與政治喧囂保持距離，始終親近民間風習、日常生活和悠遠傳統。

在氤氳著大淖的水汽、迴蕩著小英子的笑聲、飄散著王二燻燒攤子上各種滷味香氣的汪曾祺的藝術世界中，真正的主角是五行八作中身懷絕技的人們：孵化小雞小鴨的，做茶乾的，挑擔的，放鴨子的，賣時鮮果蔬的，做炮仗的，扎風箏的，編草帽的，行醫的，開藥店、開絨線店、開漿房的，走街串巷叫賣楊梅、玉麥粑粑、椒鹽餅子西洋糕的，還有錫匠、畫匠、車匠……他們日復一日、年年歲歲在那裡認真地做著各自稔熟的活計，維持生計，承受好的或不好的變故。汪曾祺以溫潤的目光輕輕地一一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