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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說領導籌備&ldo;左聯&rdo;工作的是閘北區街道支部，這是不符事實的。從1929年9月起，散在閘北區各街道支部的文藝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ldo;左聯&rdo;籌備小組，而這個小組，從開始到&ldo;左聯&rdo;、&ldo;社聯&rdo;、&ldo;劇聯&rdo;成立，一直是由潘漢年同志領導的。他是黨中央直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ldo;文委&rdo;)的第一任書記，這一點，現今還健在的王學文、李一氓、李初梨、陽翰望、馮乃超等同志都會記得很清楚的。

從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極端嚴重，漢年同志在這個情況下出生入死，寫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發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援鄭伯奇、馮乃超、沈葉沉等組織了&ldo;上海藝術劇社&rdo;，出版了許多進步雜誌。由於他的機智精幹，受到領導上的重視，從1930年起，他還擔負了&ldo;保衛自由反帝大同盟&rdo;[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國際互濟會[中國互濟劊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過，所以他有許多當時的上層社會關係。有一次他去找楊杏佛，我問他什麼時候認識的，他笑著說：&ldo;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準備召開的上海市民大會， 1519名主席團中，就有他的名字。&rdo;

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他在當時&ldo;文總&rdo;的機關(南京路王興記木器店樓上)向&ldo;文委&rdo;所屬各聯的黨員作了全會決議的傳達報告。這之後，馮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ldo;文委&rdo;書記職務。我有半年多沒有和他見面。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透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ldo;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rdo;他指著我說：&ldo;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絡，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rdo;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ldo;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rdo;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菸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ldo;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絡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rdo;停了一會，又說：&ldo;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rdo;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ldo;我叫楊皙子，楊度。&rdo;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關於這件事，1978年8月我寫了一篇《楊度同志二三事》(見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副刊)，其中有幾句話：&ldo;到上海後，他(楊)加入了&l;中國互濟會&r;，捐助了一筆可觀的經費。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rdo;&ldo;經人介紹&rdo;的這個人，就是潘漢年，我當時不便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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