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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時&ldo;創造社&rdo;出版部的地址是寶山路三德里a11號，所以他們就用&ldo;a11&rdo;作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ldo;創造社&rdo;出版部工作時期我認識了他，但在20年代後期，儘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卻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上了年紀的人都會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ldo;創造社&rdo;、&ldo;太陽社&rdo;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論爭，其實，這之間也還有&ldo;創造社&rdo;和&ldo;太陽社&rdo;的論爭，以及&ldo;創造社&rdo;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閩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ldo;陳託取消派&rdo;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幹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閘北區的二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ldo;共同對敵&rdo;。這樣，在中宣部的領導下，潘漢年同志寫了第一篇緩和這場論爭的文章。這就是1929年10月15日發表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的《文藝通訊》。正和這之後一個時期一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因此潘漢年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寫了下面這一段話：

&ldo;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rdo;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還引用了李初梨同志發表在《創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的幾句話來作結語，初梨的文章也是一個明顯的轉變：&ldo;……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rdo;。

與此同時，潘漢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包括&ldo;創造社&rdo;、&ldo;太陽社&rdo;、馮雪峰、我以及黨外的鄭伯奇同志等在內的座談會，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樓上召開的。潘漢年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對這場論爭的意見，認為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和茅盾的批評(茅盾當時還在日本，但&ldo;創造社&rdo;、&ldo;太陽社&rdo;對他的《從枯嶺到東京》也批評得很厲害)，同時還對自己的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推定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十二個人，作為&ldo;左聯&rdo;的籌備工作人員。當鄭伯奇問&ldo;魯迅會不會同意參加&rdo;時，漢年同志說，中央已經有人和他談過，他同意參加並贊同&ldo;左翼作家聯盟&rdo;這個名字。這個十二個人的籌備會，每週召開一次，都由潘漢年同志主持。籌備會的任務是起草一個&ldo;左聯&rdo;綱領，並分頭徵集會員，和擬出一個發起人名單。1980年3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舉行&ldo;左聯&rdo;成立50週年紀念活動，不少同志寫了紀念和回憶文章，但是由於&ldo;潘漢年案件&rdo;正在開始複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沒有提到他的名字。我還看到過一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