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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放小，就是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支柱產業中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以&ldo;關停並轉&rdo;為名，向民間出售，若無人要，則予以破產。此舉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引起很大爭議，保守者視之為&ldo;國有資產流失&rdo;，有人寫&ldo;萬言書&rdo;控訴朱鎔基是國有經濟的&ldo;敗家子&rdo;。

然而到1998年，&ldo;抓大放小&rdo;戰略忽然終止。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曾排名世界500強第28位的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經濟界以極大的刺激。此後，&ldo;抓大&rdo;戰略悄然轉軌，國有資本開始逐漸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在當年，這一策略被稱為&ldo;國退民進&rdo;，此所謂&ldo;退&rdo;，並非指國有經濟退出產業領域，而是退縮到產業的上游地帶，以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

&ldo;國退民進&rdo;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20年來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4年裡，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ldo;改制&rdo;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所佔的比重最大，為456，也就是說，將近一半左右的東部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

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作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重大的戰略調整，&ldo;國退民進&rdo;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這是這次改革最奇異的地方，各地依照&ldo;摸著石頭過河&rdo;的思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出現了數十種產權量化出讓的手法。國有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上下其手，據國有資產為己有，而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則以&ldo;工齡買斷&rdo;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齡折算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離開工作崗位。

有一個細節應該被記錄下來：當時官方的統計顯示，全國下崗工人的總量約為1500萬人，成了非常可怕的&ldo;社會炸彈&rdo;。在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ldo;做實&rdo;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2000年年初，國家體改辦擬訂了相關計劃，最終卻遭到國務院的否決，其理由是&ldo;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rdo;。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ldo;非不能也，是不為也。&rdo;

產權清晰化運動中的經營層暴富以及上千萬產業工人的被拋棄，再次展現出中國經濟變革的殘酷一面：非均衡的發展造成非均衡的財富分配，在經濟復甦和物質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基層農民及產業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價。

&ldo;大國崛起&rdo;與朱氏邏輯

朱鎔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兩次精彩表現，讓他成為20世紀末最後幾年裡全球最引人矚目的政治家和經濟治理大師。在之後的2001年，他又透過艱難的談判，率領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他的治理下，中國創造了連續12年沒有爆發通貨膨脹、年均gdp增長率高達9的經濟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