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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精英中的第三個集團‐‐商人階層，則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開國皇帝李淵規定&ldo;工商雜類不預士伍&rdo;，緊閉商賈從政之門。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張將商人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囑咐重臣房玄齡：&ldo;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rdo;81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區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軍士穿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穿黑色的。82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ldo;反動&rdo;。過去數百年間，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困擾著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ldo;度田&rdo;，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莫不與此有關。直到科舉製出現，才從制度上切斷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的打擊可謂不留情面。有一次，禮部修編《氏族志》，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太宗大為光火，他說：&ldo;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麼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麼能以崔家為第一等!&rdo;於是，他親筆硃批，提出&ldo;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rdo;，在他的幹預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評論道：&ldo;儘管太宗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rdo;83

正是在制度和公眾觀唸的雙重催動下，世族門閥的力量逐漸蛻化，中國社會自此完成了從世族形態到士紳形態的轉型。所謂的&ldo;富貴不過三代&rdo;，確實是唐宋之後的景象，乃對平民社會的一種另類描述。

李世民解決吏政、兵政之患

現代西方經濟學倡導&ldo;小政府，大社會&rdo;，唐朝似乎是一個古代版本。

李淵開國之後，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酒等產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在農業稅方面，唐代的稅收是取五十分之一，遠低於西漢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則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後，當月就頒布詔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流通。84有唐一代，還停止了商稅的課徵。中國古代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唐宋兩朝對商品交易的徵稅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徵收過稅和住稅兩種，稅率分別為2和3，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榮，培養了國民的貿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賴於農業稅和專營收入。

中國很多朝代在開國之初，實行的都是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可是隨著時日推衍，各種賦稅便疊床累架地增加起來，人們歸之於統治者的貪婪或揮霍。其實，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剛性者，一為養官成本，二為養兵成本，是為&ldo;吏政之患&rdo;和&ldo;兵政之患&rdo;。唐朝的寬鬆政策持續了120餘年，與李世民在這兩項的制度創新有關。

唐朝的中央政府實行六部制，比漢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個部門，是一次很大的部門精簡。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全國僅7000餘人，這應該是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