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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471‐476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宣武帝時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518‐520年)又歸國有，&ldo;其後，更罷更立&rdo;，數次反覆。隋文帝立國，宣佈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85

到了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ldo;均貧富&rdo;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86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ldo;奪富濟貧&rdo;，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ldo;鹽鐵之利甚益國用&rdo;，於是設立機構，&ldo;檢校海內鹽鐵之課&rdo;，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ldo;無須巡檢&rdo;，再度放還民間。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錢穆嘗言，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鄉村，並不安放在都市。87此論只合適明清，從西漢至宋元，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為強盛。

東西方在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是比較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歐洲在古希臘和西羅馬時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後，大小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莊園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續下滑，到14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有四個&ldo;巨型城市&rdo;，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和熱那亞，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人。歐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則與工業革命有關。而中國，從西周到宋元，一直處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態中。根據趙岡的研究，戰國時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159，西漢時為175，唐時為208，這一資料已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相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達與人口大量聚集於城市有關。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88

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萬)。89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ldo;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rdo;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ldo;令市&rdo;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ldo;草市&rdo;。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ldo;東西&rdo;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ldo;井&rdo;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