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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經說過：&ldo;航海事業根本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明代中葉，隨著中國國內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及商品經濟的日漸發展，明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官方的朝貢勘合貿易制度愈來愈有礙於當時中國與海外諸國間互通有無的正常貿易往來。尤其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東來以後，閉關自守的海禁政策以及固步自封的朝貢勘合貿易制度，使得明朝政府在對外政治經濟往來中處於被動無為的地位。與此相反，民間海商則是亦步亦趨中外經濟交流發展的時代步伐，從導夷入貢的貿易活動演變而成糾番誘倭的私市貿易活動，舟山海商不失時機地於明代中葉步入民間海外貿易商人的行列，這對於當時民間海外貿易隊伍的壯大以及中外經濟交流的發展，無疑是有其進步意義。

糾番與誘倭私市貿易是明代中葉民間海外貿易活動發展的兩大程序。舟山海商憑藉其在舟山群島優越的地理位置，廣闊的市場腹地及熟練的航海技術參與組織並領導了與官方朝貢勘合貿易相對抗的大規模私市貿易活動。在糾番私市貿易活動中有以許氏兄弟為首的雙嶼港私市貿易活動，在誘倭私市貿易中則有以王直為首的烈港私市貿易活動，並進而發展到以日本平戶為根據地的海外貿易集團，從而把舟山海商的海外貿易活動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階段，這在中國民間海外貿易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之位。值得一提的是，以王直為首的誘倭私市貿易活動的開發，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貿易向民間貿易的演變。自王直以後，日本的平戶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國民間海商往來日本的一個主要據點。此外，據日本《鐵炮記》所載，葡萄牙人與日本的通商貿易往來以及西洋鐵炮傳入日本，均與王直有關。這是舟山海商對西太平洋沿岸地區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大貢獻。

明代中葉舟山海商的海外貿易活動雖以王直的就擒而趨於衰落，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猛烈地衝擊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其官方獨佔的朝貢勘合貿易制度。王直、徐惟學等之所以由鹽商轉為海商，其原因之一就是當時&ldo;中國法禁森嚴，動輒犯禁，孰與至海外逍遙哉&rdo;（傅維鱗：《明書》卷162，《汪直傳》）。至於王直、徐海等挾倭以逞，頻頻引倭入掠東南沿海，更使得明朝官兵疲於奔命，使富庶的東南地區亦長期處於戰亂之中，從而使得當時的朝野人士逐漸認識到&ldo;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rdo;。因此，&ldo;非復市舶，無以塞日後之亂源&rdo;，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的海禁開放與舟山海商的鬥爭是分不開的。

舟山海商集團到日本等外國經商貿易的行動，也改變了唐宋時期那種主要由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的被動局面，對外貿易的格局由被動地引進改為主動地輸出，這對華東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市場繁榮都產生了有利的效果。如蘇州的盛澤鎮，&ldo;明初以村名，嘉靖間始稱為市，迄今民齒日繁，綢綾之聚，百倍於昔，四方大賈，輦金至者無虛日，每日中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蓋其繁阜喧盛，實為邑中諸鎮冠&rdo;（沈雲：《盛潮雜錄》，轉引自《明代社會經濟史》）。湖州雙林鎮在隆慶、萬曆年間&ldo;客商雲集謀販，里人賈鬻地方，四時往來不絕&rdo;（乾隆《湖州府志》），時有&ldo;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rdo;（唐甄：《潛書》下篇）之記載。如果這種貿易順利進行的話，將有可能推動和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程序。

舟山海商從最初的從事海上貿易到被迫的武裝對抗明軍，又因有一部分日本人參與而被長期認為是&ldo;倭寇&rdo;。&ldo;賊&rdo;、&ldo;寇&rdo;之論從明朝直至當代，一直是海商頭上的&ldo;緊箍圈&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