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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市場機制還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有效途徑。傳統的社會主義者試圖透過說教激發人們的高尚道德來實現社會和諧，號召大家學雷鋒，不斷樹立先進模範。市場經濟對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場經濟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義者，總是為他人著想，貴買賤賣，反而會造成社會生產的混亂。在我看來，和諧社會和市場機制是可以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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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二（1）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等主要經濟體出現了所謂“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期，表現為高產出、低通脹，同時產出和通脹的波動幅度明顯下降。經濟學家曾經斷言，經濟金融執行的基礎出現了某些變革，變得更加富有彈性了，從而帶來了“大緩和”。這些變革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以資訊網際網路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的崛起，顯著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得產出擴張和物價穩定得以持續。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經濟”這一概念的首創者和鼓吹者。二是企業管理能力的提高減少了投資和庫存週期的大起大落，進而減少了總產出的波動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發展以及金融市場的高效運轉，使得價格發現機制更加靈敏，市場能夠更好地處理不確定性，市場波動因此下降。

金融危機的出現表明，經濟金融系統並沒有向有利於減少波動的方向嬗變。“宏觀經濟之問”這部分，用一組文章闡述了經濟週期的火苗其實深藏在人性之中，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並沒有改變人類的喜怒哀樂。《黃金盔甲掩蓋下的人性弱點》對現代經濟中的人性做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數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個個精力充沛、生龍活虎，他們目標明確，且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然而，由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組成的市場卻並非絕對理性，它和我們凡人一樣，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無時無刻不在萌發非理性的懵懂，並一次次地付出沉痛的代價。這樣的故事不僅僅會在17世紀的荷蘭鬱金香投機中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黃金盔甲”看上去更堅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機撕裂之後，其人性背後的非理性一如先輩。

在理論層面上，經濟學家習慣假設人是理性的，會在既定的條件下，做出最好的選擇。然而，如果經濟行為人個個是理性的，那麼宏觀經濟為何會出現過熱、泡沫、瘋狂、低迷、崩潰等非理性現象？《經濟的問題，還是經濟學家的問題》一文討論了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宏觀經濟學的貧困。儘管有少量經濟學家成功預測到了金融危機，但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並未給經濟危機留下應有的空間。在標準的經濟學模型中，經濟波動主要來自貨幣供給衝擊，或供給面的真實衝擊。這些理論無法預測甚至無法解釋金融危機的出現。實際上，現代宏觀經濟學始於對“大蕭條”的研究。之所以需要宏觀經濟學這一學科，是因為很多宏觀經濟現象難以從微觀層面上加總得到。

凱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來分析人們的投資活動，指出面對不確定性，人們的許多投資行為“只能被視為是動物精神使然”；來自人們“想要採取行為的衝動”，這不像理性的經濟理論所預測的那樣，是“收益率乘以其機率的加權平均值”。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英文版），1936年，第149—162頁。凱恩斯的危機理論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學規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強調的動物精神。動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為選擇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為和非經濟動機。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爾伯格等少數經濟學者那裡得以傳承。

最近，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教授，試圖完全從“動物精神”的角度對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