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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一（1）

面對高速上漲的房價，有些人感到無力承受，也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轉而選擇去詛咒高房價。國內部分學者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抱有類似態度。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觀點，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浪費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續的。這類觀點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礎之上的：　高投資、高出口、高能耗、高順差、低消費、低收入增長、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區差距大、金融壓抑，或許還包括開頭提到的高房價。這構成了人們對中國經濟模式的一種擔憂和困惑。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的這組特徵是不尋常的。印度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參照系。除了少量問題外房價是中印比較中一個被忽視的因素。一家專業房地產調查公司——“全球房產指引”（Global　Property　Guide），在2010年6月提供了對全球超過110個主要城市的核心城區做的調研。結果顯示，印度第一大城市孟買的房價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倍（其中孟買每平方米是9542美元；上海是5449美元，約合34000元每平方米，大致相當於上海內環的均價）。，印度經濟要比中國更加平衡，不少學者也更認可印度的經濟模式。而在國際上，隨著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增強，中國的經濟失衡在很多人眼裡成了國際經濟麻煩的製造者。

這些不平衡當然是不合意的，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迅速成長的“併發症”，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起點和基礎。這就是本書將中國經濟模式的這些特徵定性為經濟“成長的煩惱”的緣故。在我的印象中，復旦大學的張軍教授較早地使用“成長的煩惱”一詞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問題。在2007年10月18日《上海證券報》的專欄中，他將流動性過剩問題說成是中國經濟“成長的煩惱”。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失衡問題幾乎都不明顯，甚至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失衡也遠沒有如此嚴重。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把很多結構失衡，看做是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中出現的合理現象，甚至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種途徑。在經濟“起飛”（Take�off）階段，城鄉差距和低工資加快了城市部門的積累，而少數地區的超前發展，帶來了要素集聚效應，成為具有帶動作用的“增長極”。

導讀失衡的巨龍在“經濟模式之辯”這部分的一組文章中，筆者對中國經濟結構性失衡作了多角度的比較分析，結果發現，中國經濟除了規模龐大之外，其實並沒有多少驚人之處，更談不上“另類”。首先，在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長率等指標上，中國差不多都低於日、韓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相應指標。其次，從現代消費理論視角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優良的人口結構可以對居高不下的高儲蓄率作出很好的解釋。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在與中國發展相似的階段，國民儲蓄率與中國不相上下；義大利在20世紀60年代儲蓄率也高達，與中國相差無幾，而義大利是基督教國家，與東亞的儒家文化相去甚遠；新加坡的儲蓄率更是中國的倍；在波札那經濟高速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儲蓄率也遠高於中國目前的水平。再次，中國被普遍看做是一個高度依賴外需的國家，中國的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經達到40％，進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即貿易依存度）接近70％，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考量這些指標，就會發現，事實上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遠沒有看上去那麼大。我們知道，中國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中，只有國內增加值的部分才計入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用於出口的比重只佔到10％，遠遠低於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淨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指標。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