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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詩歌的年代，那是一個覺醒的年代，那是一個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個思想的年代。那時候，一首詩歌所引起的轟動，簡直就像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經歷了漫長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ot;青年&ot;，在詩歌中開發出一塊青翠的精神綠洲。

人心的溫暖和堅韌，玲瓏剔透地展示出來。

那是這個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那個時代的盛況，是空前的，也幾乎是絕後的--至少九十年代以來，再也沒有出現這樣純真而飽滿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遺憾，沒有能夠趕上那個黑白分明而沒有曖昧的時代。那個詩人們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發的時代，那個在白洋淀的蘆葦之中吟唱的時代，那個一邊啃著饅頭鹹菜、一邊更加饑渴地閱讀&ot;灰皮書&ot;的年代，那個子彈在城市飛舞、饑荒在農村泛濫、思想者走向斷頭臺的年代。

《沉淪的聖殿》中，講到了郭沫若的第八個孩子郭世英的故事。這位與父親一樣才華過人的青年，卻不像父親那樣卑躬屈膝、指鹿為馬。他在&ot;說實話，還是說謊話&ot;之間，毅然選擇了前者。這種選擇在&ot;文化大革命&ot;那個慘酷的年代裡，意味著牢獄之災、皮肉之苦，甚至身敗名裂、人頭落地。

作為居住在深宅大院裡、&ot;黨和國家領導人&ot;子女的&ot;天之驕子&ot;，郭世英的人生道路與父親截然不同：郭沫若在&ot;五四&ot;時代一度曾經是叛逆者，吹奏著新文學嘹亮的號角。後來，為了榮華富貴和官職名號，他心甘情願地充當偉大領袖的文學弄臣。這時，他雖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壇的&ot;泰山北斗&ot;，卻連一首像樣的詩也寫不出來了。

他的兒子郭世英，不願承襲他擁有的這一切，這用良心換來的一切，而勇敢地宣佈：我要與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決裂，我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有獨立意志和思想的&ot;人&ot;！

當年，父親曾經嘗試過走這條道路，發覺代價太大，很快就放棄了；如今，在更加嚴酷、更加冷漠的體制下，兒子卻毫不畏懼地走上了這條風雨不歸路--他們的文學社團被定為&ot;反革命&ot;組織，他以重罪入獄，連父親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親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僅二十五歲的郭世英慘死在監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還是死於謀殺，依然撲朔迷離，相關的檔案材料後來都不翼而飛。

誰能夠破解這個謎呢？

郭世英短暫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悲劇；他父親漫長的一生，是一場正劇、喜劇與醜劇的混合，雖然更加豐富而曲折，但缺少動人心絃的偉大力量。這對生活中的&ot;父與子&ot;，比屠格涅夫筆下的《父與子》還要富於戲劇性。卑瑣與崇高、怯弱與勇敢、謊言與真理、黑與白、冰與火……它們的對立，本身就是一出驚心動魄的戲劇。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說：&ot;郭世英的生命在極其旺盛的時候，以慘烈的形式突然地熄滅，客觀的社會環境必然造就出這樣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結局。&ot;假如讓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們的文學小組中，我想，我一定會愛上郭世英的。不是愛他的英俊，而是愛他的憂傷，愛他的勇敢，愛他的&ot;哀民生之多艱&ot;。

我也願意陪著這樣的愛人去坐牢，甚至為他而死。我對死亡絲毫不恐懼，真的。

要是我能夠擁有一種值得為之付出生命的愛情，那該多好啊。

《沉淪的聖殿》和《北大詩選》這兩本書，讓我感慨的另一個方面是：詩人們的現狀--要麼早逝了，要麼出國了，剩下的也沒有幾個有&ot;正當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