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押題(第2/4 頁)

因為你要貼近時事政務，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題，然後交上來的試卷，多是提前寫好的範文，甚至還會是請人捉筆的作品。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選出來的人才便很成問題。”

所以說，蘇軾此人看似豪放不羈，其實卻是最講實際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觀點，絕非那種認死理、講面子的黨爭之辭。

在新法實施之初，他就從“新法急推時過於折騰民眾、許多地方與民爭利”等等這些客觀出現的事實角度出發，急呼不得強行推廣。而等到司馬光一黨上臺之後，開始全面廢除新法的時候，卻又是他站出來，指出“新法經過若干年的推廣，有些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有些地方也被民眾習慣，所以此時應該針對性地修復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騰民眾？”

對於科學取士標準，蘇軾的觀點同樣如此。

他並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來辯論詩賦與經義策論的優劣點，而是直接從實踐入手，指出科舉考試的本質是為朝廷選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對於考生而言，無論是詩賦、經義還是策論，都各有優劣，僅只代表了一個方面。

所以蘇軾真正的觀點卻是：“今後差使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才學之人”。而他所謂的堅持“詩賦取士”的觀點，只是認為，相對在三者之中，詩賦創作，不容易作弊，更加能夠在一兩場考試中，可以相對客觀公正地選拔出相對優秀的人才。

聽到這裡，秦剛以其自己從現代穿越過來的經驗才在心底發出真正的感慨，這一思想居然能夠一直延續到了一千年後的中國：儘管有無數的人去指責、批評現代中國高考制度中的種種缺陷與不足，但是依舊無法改變這一事實：高考是現行社會環境下唯一相對最為公平的全民人才選拔的機制。

“詩賦不是同樣可以提前預作好麼？”一旁的秦湛提出他的疑問。

“非也！”秦觀搖頭道，“詩賦命題範圍極廣，不像經義策論出題時會受限。而且，詩賦的考核標準又多，主考官出題，副主考限韻。考生根本就不太可能提前作好。對於人為的洩題風險還能更好地防範。這便是老師的苦心堅持所在。”

“那詩賦做得好，就意味著做官就能做得好嗎？”秦湛不服氣地質問。

“經義、策論亦然！”秦觀淡淡地說道，“三者皆未必，那就選擇最難的一項來選拔！更何況，詩賦多有比興手法，文以載道、字以傳情，詩詞其中，深諳處世為官之許多關鍵。”

事實也是的確如此，蘇軾雖然政治上疏於算計、遠離黨爭，但他在為官從政方面，依舊是展現出了極其優秀的工作能力。不論是在知徐州時的修堤防洪、還是知杭州時疏浚西湖，甚至其後被貶數地，卻都能做到為政一地、造福一方，許多繁雜瑣事，在他手中，卻往往都能信手而解，聲譽鵲起。他正以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著“詩詞作得好的人，必也能將官做好”的標準。

“如此說來，師公的本意是朝廷取士當以‘詞賦經義策論’三者並重，只是世人多有誤解。”秦剛的這句話中提到了“師公”的稱謂，這是宋朝所沒有的，但是秦觀聽了後，也能理解其義，也就不去過多理會了。“學生當謹記其中深意，無論朝廷考試著重於哪一點，都將盡力發揮能力，以取佳績。”

秦觀聽了很為欣慰地點點頭道：“徐之你的文字功底雖然尚欠火候，但你的領悟力極佳，甚至遠強於為師，這是你的優點，值得好好地發揮。”

正是因為秦觀對其作了詩賦的貼身指導，秦剛才能深刻地感悟到，在老師秦少游的大量詩詞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一些個人經歷以及參加各類歌舞酒會的酬唱之作外，他在眾多作品中傾注了千萬柔情、以至不渝之愛的那個“她”，其實更多的所指，便是他內心對於屢爭屢挫的人生理想與事業追求的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