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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ldo;企業主體改革派&rdo;的意見，吳敬璉認為，單搞企業改革，無論什麼方案，都是不足夠的，因為&ldo;如果企業不是在競爭性市場的約束下進行經營活動，沒有競爭壓力，無論建立怎樣的產權制度，企業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rdo;。相反，厲以寧則對&ldo;整體協調改革派&rdo;表達了鮮明的反對立場。就在吳敬璉遞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後的1986年5月，他面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說：&ldo;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rdo;184

面對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改革意見，中央決策層表現得搖擺不定。185厲以寧被要求先在重慶、蘇南和上海進行股份制試點的實驗，而吳敬璉的方案在6月份的國務院會議上先被肯定，後遭擱置。兩大改革流派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這場論戰，在改革史上影響深遠。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復盤，甚至，在後來的時間段裡，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鬥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

他們的方案可能都是走得通的。如果按厲以寧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企業主體在產權意義上被徹底解放出來之後，自然會對政策環境產生巨大的變革衝擊，宏觀經濟的市場化任務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吳敬璉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透過行政性集權的方式推進宏觀環境的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造，經濟改革的任務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們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為，吳敬璉、厲以寧基本上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範疇內思考出路，而波蘭人布魯斯早在1979年就告誡過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

物價闖關：轉折點上的&ldo;意外失利&rdo;

在1988年秋冬之際，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被看成是本輪經濟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式的事件。

在經歷了十年的復甦性成長後，中國經濟出現了週期性的波動，隨著輕工產業的迅速發展，民間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更趨緊張，全國物價出現失控式的上漲。與此同時，價格雙軌制的弊端徹底暴露，非法倒賣物資的活動猖獗，國有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在險象環生之際，決策層接受吳敬璉等人&ldo;管住貨幣、放開物價&rdo;的意見，決意冒險&ldo;闖關&rdo;，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

&ldo;物價闖關&rdo;被認為是中國告別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關鍵性一役，若此戰成功，則意味著國家把定價權還給了市場，隨著價格管制的徹底解體，計劃經濟體制將無憑藉之地。從更廣泛的範疇來看，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在這時起步，1988年6月1日，國務院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宣佈&ldo;實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rdo;。民主選舉的火苗在最基層的農村點燃，在很多人士的規劃中，若農村民主選舉初見成效，則可由下而上，更進一局。

放眼1988年的世界，我們還可以看到，經濟及政治上的&ldo;闖關&rdo;並不僅僅發生於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從這一年的春天開始，戈巴契夫在蘇聯展開了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變革，而在東歐地區則爆發了此起彼伏的自由化運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波蘭的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