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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過。

魯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達日本橫濱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記《扶桑記行》寄給國內的周作人，文中記敘了出國的心境，內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記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憶中略有印象。這日記對周作人影響不小，大哥的遠行，對他無疑是個刺激。魯迅當時入的是東京私立弘文學院，共生活了兩年，主要是攻讀日本語。入學不久，便穿著弘文學院制服，照了三張照片，其中一份寄給了周作人。照片背後題詞雲：&ldo;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遊子，弘文學院之制服，鈴木真一之攝影，二十餘齡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餘裡之郵筒，達星杓仲弟之英盼。&rdo;魯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間有種神氣在，周作人接到信後，羨慕與懷戀，一時湧現出來。他在當日的日記中說：&ldo;擬放假日往城南配殼子，懸之一室，不啻覿面。&rdo;這是兄弟間友情的例證，此時二週的心境，被同樣一種情懷所籠罩著。讀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態，真是躍然紙上。

魯迅到日本後，不斷有信寄給弟弟，並將在東洋讀書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薦了許多好書，使弟弟眼界頓開。周作人日記載：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韻仙信，託買閩人嚴幾道復新譯穆勒《名學》，格致書也，大哥來信雲甚好，囑購閱，故託彼往買。信未發，待有來函，知寓何處，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謝西園來，交大哥十七信五紙，並浙江同鄉會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會中月出《浙江潮》雜誌一種，每本四角，約八萬言，悉載浙事，並設調查部查浙江事宜，極為詳備，浙人閱之為便，定明正出書，大哥已定，後當寄回，並梁任公《新小說》雲亦已購，皆佳書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韻君處轉交，內雲謝西園君下月中旬回國，當寄回《清議報》、《新小說》，聞之喜躍欲狂。

魯迅初到日本，&ldo;急於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了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rdo;[1]那是求學心切的年齡，又在異國，精神的興奮，使自己處於一種衝動之中。除日語外，他涉獵了大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書籍，思想活躍得很。周作人雖遠在國內，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脈息，尋求異國流出的精神資源，對他們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時的中國人，已漸漸意識到維新的意義。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國變革者集居之地。自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後，不斷有人在東洋從事思想活動。人們多主張學習日本文，可增進新知。梁啟超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中說：

我國人之有志於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所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中國人而得此，則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如久饜糟糠之人，享以雞豚亦已足裹腹矣，豈必太牢然後為禮哉?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讀日本所有之書;而更肄英文，以讀歐洲之書，不亦可乎?[2]

魯迅與周作人那時都喜讀梁啟超之文，想必類似的觀點，是可以接受的。周作人後來也步長兄的後塵，到日本來，也是求生路的選擇。現代中國文明史，留學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從別國盜來新生的火種，對那代人來說，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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