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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更高階的階段。&rdo;這樣，不僅僅是《白里安‐凱洛格公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間裡所作的一切類似努力都失去了意義。

國際軍事法庭制定的可以立即付諸使用的條例是法庭判罪所依據的最重要的法律基礎。根據這個條例，也應對德國軍國主義發動破壞世界和平的戰爭負有責任的個人追究刑事責任。這遭到了一個紐倫堡法庭判決的反對者耶舍克的堅決反對。他的觀點是：違法嗎？是的。懲罰嗎？不行。理由是：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應該由國家負責，而不應該讓國家機構的代表負責。西方國際法學家中的某些人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為破壞和平的納粹罪犯開了相同的後門。當然，那些受到納粹德國破壞和平罪行的威脅或直接身受其害的國家也有權利藉助國際法的手段來防範納粹國家的違法行為，這種防範的最終形式就是防止法西斯主義的或軍國主義的政權在德國的復活，而這也同樣是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的。關於這一點，各主要負責國家已在1945 年8 月2日簽訂的波茨坦協定中取得了一致意見，並且連同由此而產生的全部結論均已獲得聯合國組織的認可而歸納在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中。這一條的條文規定：&ldo;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rdo;

但是，難道這就是從納粹分子對全世界所犯罪行的受害者身上所得出的唯一的法律結論嗎？難道因為這些罪犯曾經是納粹國家機構的代表或掌權者而就可以不追究他們個人的刑事責任嗎？這難道不是允許他們藏身於納粹德國的廢墟之後心安理得地去準備為新主子效勞和犯新的同樣的罪行嗎？紐倫堡法庭上的辯護人和許多西方報刊都煞有介事地宣稱，雖然有五千五百萬被害者，但是沒有一個抓得住的兇手，這從法律角度講是不可能有的事情。按照這種高明的理論，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對戰犯的判決似乎是1933 年以後僅見的司法謀殺了。正好是為了防止他們這種強詞奪理的作法，國際軍事法庭條例對個人應負的刑事責任作了具體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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