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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暴行的另外一些辯護人‐‐如克尼裡姆‐‐則論述說：&ldo;國際法使各國負有約束力，違反其規定，就必須賠償由此而造成的損失或不得不擔心別國行使報復的權利。但是，國際法並不直接適用於個人。個人只受其所在國法律的制約，即使所在國法律與國際法中的規定不相符合。&rdo;但是，如果&ldo;國際法只適用於國家，只用來調節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係，那麼就根本不可能包括真正的刑法。按照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的法律觀念，只有自然人才負有刑事責任，所以不可能存在國家應負的刑事責任。但是，因為國際法不是針對自然人的，就是說，不是針對個人的。所以也就不能對個人的懲處作出規定&rdo;。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這一論點是無懈可擊的。因為論據的兩項前提是正確的：一、國際法只適用於國家，原則上是不對個人的；二、刑法只適用於個人，原則上是不對國家的。那麼怎麼會有國際法所規定的刑法呢？但是，如果從事犯罪的是這樣一些個人，他們的行為可視為國家的行為，他們作為國家機構的代表或國家暴力的實際承擔者而犯下了國際罪行，那麼這種無情的邏輯也是站不住腳的。國際軍事法庭針對這個問題明確指出：&ldo;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是由人所犯的，不是抽象的人的行為。因此，只有懲治那些犯有這類罪行的個人才能發揮國際法各項規定應有的效力。&rdo;

但是面對著紐倫堡法庭的被告在他們當權時所留下的和起訴人在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期間所提供的大量證據，任何人都無法對這一展示的結果表示懷疑，正是德國法西斯分子肆意踐踏國際法、無視國際法規定的德國應該承擔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義務而蓄意發動了一場侵略戰爭，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身居要職的國家領導人、黨的領袖、經濟界的頭麵人物和軍人都十分清楚，他們組織進行的一切都是謀殺。按照他們本國的法律（就是在納粹統治時期也從沒有在刑法中普遍廢除有關謀殺犯罪的規定，而且在法律中還保留有在國外的犯罪地點和謀殺外國公民等條款），按照有數百萬人被屠殺的那些國家的法律，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已構成間接犯罪。他們作為應該受到國際法禁令的規定製約的國家機構的代表卻使本國公民在客觀上成為兇手，而大部分人還以為他們的行為是合法的。犯有謀殺罪的正是他們這一夥，而不是別人。

但是，法西斯分子克尼裡姆反駁說，恰恰因為納粹國家機構的代表人物和掌權者（起碼是紐倫堡法庭主要戰犯案件中的被告）的行為是一種主權的國家行為，他們制定的政策反映著具有國際影響的國家意志，所以他們個人不受國際法的制約。他們以自己所處的這種地位為名，並以國內法律為根據為他們所策劃和進行的侵略再次提出了已被國際法所廢棄了的辯護理由。這就是說，根據所謂的&ldo;國家行為理論&rdo;，並把國家的主權作為辯護理由，以為這樣就可以使任何不願意上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論調的圈套的人全都無話可說。波拉克指出，&ldo;今天，在西德又有一批法學家，他們以為，對於某種犯罪行為來說，只要軍國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權力賦予它以合法的形式，那麼這一犯罪行為就不具有犯罪的性質。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嚴峻的事實，必須要把這種現象作為公開復活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加以譴責。這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陳舊法學觀點所造成的惡果。資產階級的法律思想使法西斯主義合法化今天，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有人起來反對整個人類對戰犯的判決，企圖在事後替已被判決的納粹罪犯辯護。&rdo;國際法就是在這一點上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這種改變是隨著國際軍事法庭條例的制定而發生的，並在1945 年起，作為普遍的國際準則被聯合國憲章所肯定。聯合國憲章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