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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陳君葆為了儲存圖書館所藏書籍，在敵人監視下埋頭整理所藏書籍，但對失去的一百一十一箱屬於自己國家的寶物，仍念念不忘。戰火中，損失文化財產，其實也非他一人之責，可是，對他來說，卻感到責無旁貸。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就立刻展開追查，包括到各倉庫去追問存倉有沒有那批書。

一九四六年一月，陳君葆知道外國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執行審查日本戰爭罪行，乃託請代為留意那一百一十一箱書的下落。一九四六年六月，博薩爾給馬提太太的信帶來好訊息，信中說：

我又在上野公園的帝國圖書館發現自香港移來的中國政府的書籍，我立刻報告東京的中國大使館。

還希望陳君葆立刻寫信到東京的英國或中國大使館交涉取回。這一訊息，給他尋書的一線曙光，他立刻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請杭氏必須加速追尋失書。皇天不負有心人，同年七月，杭立武來信報喜，說一百一十一箱書已經找回了。試想如不是陳君葆戰後毫不放鬆的追尋，寫了無數報告，這批善本書恐歸國無日。日本投降之後，中國百廢待興，試問派駐日本的人怎會留意藏於上野公園的失書？

四

回頭說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日子。

當時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的中英文書總數約為二十四萬一千三百多冊。其中多是中外人士在戰亂期間託存的，也有上文所述各大圖書館所寄存的，日本人最重視文物文獻資料，只要看封查圖書館，是他們攻佔香港三四天後就趕著做的事便可知道。陳君葆不卸責，不逃避，孤身前往日憲兵部，面對審查，事後又答應日人繼續留任圖書館主任，與沒走散的館員一起埋首整理館藏圖書，可以說忍辱負重，與圖書館藏書共存亡。館員劉國蓁於十多年後回憶該段日子，用了「茹苦含辛」四字來形容。

五

陳君葆還為香港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兵荒馬亂之際，人命難保，誰會關心一些不可衣不可食的「廢紙」？陳先生說在淪陷初期，他發現無數政府檔案例如生死註冊處的冊籍，散放在中環郵政總局內，沒人理會。他清楚知道這是香港政府和市民的歷史憑證和身份證明，就幾經辛苦設法把這等檔案運回港大圖書館去，為政府保護可供日後參考的資料，及為戰前出生市民儲存了身份證據。另外，儘量蒐集因戰亂而散出的各大學、中學所藏書。以他專業知識，無私的態度，搶救了無數書刊。勝利後，陸續歸還原主。正因有些物主已不知所蹤，只好仍歸港大。令圖書館書籍不單儲存完好，還增了無主可還的書，這完全是陳君葆一人的功勞。

英國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收回香港後，對本地有貢獻的人，論功行賞，一九四七年頒給陳先生obe勛銜。港督楊慕琦爵士在賀函中，讚揚陳君葆說：

香港政府期望能就市民於一九四一年抗戰期間及其後淪陷時期的英勇行為、犧性精神，以及盡忠職守的表現，對他們致以最深的謝意。

這段讚詞並不是徒然的官樣文章，是真實的寫照。

陳老師晚年仍是關心中港兩地文化工作，退休在家與書為伴。我知道他幾十年日記不斷，詩作亦多，曾問他會不會寫回憶錄，他說個人的事，沒有什麼值得記的，而每當提及許多與他有關聯的大事，例如協助宋慶齡主理「保衛中國同盟」、追查藏書失去事等，他都多提別人，少提自己，現在細讀他的日記，也只見冷靜敘述，沒半點誇耀一已之功。這種修行：做了好事大事，不居功不誇已，而甘受寂寞，實在令人敬佩。

寫畢此文，試引老師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的七言《漫感》一首，讓讀者細味：

老去生涯萬卷書　肯將身世付閒居

客來莫問知非歲　寂寞猶能待起予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