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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頌揚大德的贊詠體文學盛行之一斑了。六朝時此類文學流入中國，乃有《本行經》一類的翻譯，後來竟有唐代俗文變文等有韻與韻散相兼的俗文學出現於世，其間脈絡淵源甚屬分明。

至於敦煌俗文學發達的程式，大約先有《維摩詰經唱文》等等帶宗教性的東西，然後有《孝子董永》、《季布歌》之類的世俗文學。我可以舉一個旁證。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就現存的文獻同遺物看來都先起於寺院。佛教像印由印度傳入中國，於是玄奘用回鋒紙印普賢像，1敦煌發見的有千體折佛，也是用像印印的。由像印進而為單片的發願文以及最普通的經典如《金剛經》之類，然後民間為所影響，始有曆日書小學字書出現。先有帶宣傳性質和祈求福利的印刷品，於是始由此一轉而入於實用；俗文之類的俗文學其發達的程式，大約不外乎此。

還有一個問題，敦煌發見的這些俗文學，到底是本地所有，還是受有外來的影響？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大概地說一句：敦煌發見的俗文學大約受有其他地方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一處便是四川。巴黎藏廣政十年（公元九四七年）寫本《維摩詰經唱文》第二十卷，原書於西川之靜真禪院傳到敦煌的應明寺。可見唱文之類西川即已有之，敦煌發見的俗文學有自外間，尤其是四川傳來的。《敦煌零拾》中又收有《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王靜安先生曾謂其中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又多見於《花間》《尊前》諸集。今按歐陽炯《花間集&iddot;序》有雲，&ot;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ot;敦煌的《雲謠集雜曲子》大約就是歐陽炯所說的了。這都足以證明敦煌發見的俗文學是受有外來的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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