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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雖然沒有出現毆打場面，但比起內務班私刑，精神上的苦痛更加可怕。內務班私刑是由老兵毆打新兵，打完了也就結束了，而且大家同為新兵，多少還算安心。可是民主運動中，萬一被打上反動分子的烙印，就會影響到所有的生活層面。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會被何人檢舉。誰可能是積極分子，誰應該不是，這一切都沒有清楚的界線。

在軍隊中，不管發動私刑或遭受私刑，雙方都認為做出這種行為很愚蠢。可是被指為反動，便可能遭列黑名單，導致無法回國。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還是要大表贊成？我自己即便沒有積極參與，仍然扮演起鬨群眾的角色大喊：&ldo;沒錯！沒錯！&rdo;如果不這麼做，自己也會被打為反動派。

不過，從北陵一起來的人，彼此內心都還有個分寸，但隨著移出的人愈來愈多，大家便愈發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營內大部分還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認為，到麵包工廠作業後偷些麵包回來分給營內的同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該年年底，&ldo;究竟是誰在盜取勞工祖國蘇聯的財產？&rdo;這種氣氛便逐漸醞釀起來。

幾乎民主集團的任何活動，都給人毫無意義的感覺。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開始輪流進行被稱為&ldo;十字路口演講&rdo;的街頭演說訓練。聽說是為了回日本之後，可以站在街頭對工人與農民表達訴求的練習。&ldo;不乾的話就被當作反動派，所以只好把平常聽到的慣用字句拼湊著演說，但其實也說得很糟。我一邊想著回到日本我也不幹這種事情，一邊形式上照做，應付了事。&rdo;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勞動節，俘虜們在戰俘營內進行示威，在營區的圍牆內揭起打倒資本主義與打倒帝國主義的遊行。

這簡直就是小孩的戰爭遊戲。在示威遊行時，年輕的積極分子穿越遊行隊伍，隊伍內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指導者要透過，自然讓開一條道路，讓他們通行。這時候年長的積極分子，突然站出來訓誡不可以穿越遊行隊伍。究竟該聽誰的才對，完全沒有標準可言，大家都無所適從。

一九四七年冬天，謙二也差點遭到檢舉。他睡覺時說了句夢話&ldo;民主運動什麼的，只會出現在西伯利亞啦&rdo;，被附近的民主集團積極分子聽到，第二天被他召喚&ldo;喂，你來一下&rdo;，&ldo;阿熊，你說那些話，還好只是被我們聽到，自己要多小心點。那副德性可不行&rdo;。

對方來自東京，是個樸素的工廠工人，因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著馬克思主義。貧農與工人出身的積極分子中，有些人確實因此豁然開朗，終於理解自己為何不斷工作，仍然無法脫離貧困的理由。賀屋就是屬於這一型的人，我因為平時和他還有些人情往來，所以這件事就這麼作罷了。如果檢舉我的反動行為，他應該可以賺取一些點數，但他並沒有這麼做。自己非常感謝他的關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惡毒的積極分子聽到，脊背就一陣發涼。

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大概有幾種型別。首先就是出身農民或勞工，因為性格率直，終於遇到可以解釋自己處境的理論，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種人大多是年輕人。我也讀過一些回憶錄，知道部分年輕軍官與來自&ldo;滿蒙開拓團&rdo;的青年中，也有屬於這種型別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聞》連載上讀過帝國主義論。金融的寡頭支配、資本輸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學會這些從沒見過的名詞，就覺得理解另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戰前就學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俘虜所寫的文章。戰俘營的積極分子講課都無聊至極，我大概都裝出一副努力聽講的模樣，但其實一點都不在意講課內容，雖然聽說有些課程真的有值得學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