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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僅是從當時所記錄的一大堆材料中間選擇出來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象徵和中心，1943年後期已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rdo;[22]費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莊深受貧病折磨與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對一個腐爛的&ldo;核心&rdo;，苦悶與孤寂得不到緩解，思想越來越滑向另類，最終走上了&ldo;棄暗投明&rdo;，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態勢。

傅斯年則不同，他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也看到和承認這個&ldo;核心&rdo;的腐爛，但只是&ldo;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rdo;式的痛恨，骨子裡一直是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妄念。這一政治、思想觀唸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還有一些複雜的社會原因相互影響交織而成。正如臺北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要想成為一個學閥或學霸，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路和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還要與僅有的幾個基金會如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關係。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無論是政府內部自由派大員還是基金會負責人兼黨國大員朱家驊，或是宜師宜友的中基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胡適，都與傅保持了非同尋常的友誼。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裡，這是極為關鍵的一種關係。從傅斯年來往的書信以及在李莊時對梁家兄弟，連同林徽因的關照中即可見出，後來傅氏為陳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驊與基金會求請款項也是如此。整個抗戰時期，傅斯年為貧病交加的落魄知識分子向各方請求補助，成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項要務，被譽為&ldo;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rdo;。因了這種關係和緣由，王汎森得出的結論是：&ldo;這樣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態度上不可能與國民黨政府決裂，他對政治的不滿與批評，驅使他連續轟走兩位行政院長，但他只是&l;御史&r;，而不是革命者。&rd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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