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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ldo;社會調查&rdo;的思想並照章行動，對蘇聯的一切人事大加讚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於2月26日，聯合李大釗、馬敘倫、鬱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復邦交。函中特別指出&ldo;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rdo;云云。由於對蘇聯革命的贊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漸逐滑向另類，並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與之相反，他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ldo;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rdo;。[17]在傅氏的眼裡，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山林草莽中連蹦加跳的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剷除滅之而後快。[18]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19]因而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認為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厚望，並與蔣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嶽霖晚年的說法，&ldo;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rdo;。又說：&ldo;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rdo;[20]

金嶽霖說的當是老實話，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係，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的逐漸加深，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後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ldo;左傾思想日益強烈&rdo;。在李莊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爛狀態，陶孟和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ldo;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t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rdo;[21]面對這個&ldo;不可救藥&rdo;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ldo;核心&rdo;。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ldo;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麼，他只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哈喲哈喲地連連稱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惡。&rdo;可見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大節，對國民黨政府以及&ldo;核心&rdo;確是深惡痛絕，對蔣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關於這一時期的情形，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有過記述：&ldo;李濟說百姓們現在都在挨餓。這些年來，他已死掉了兩個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識分子們認為，如果他們是被重視的，或者是當此國難之際，全國上上下下各階層是在同甘共苦的，那麼即使挨餓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們親眼看到了如此觸目驚心的不平等現象和社會上層的奢侈浪費。因此，許多知識分子感到心灰意懶，一部分人將會死去，其餘的人將會變成革命分子。&rdo;又說：&ldo;以上種種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