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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而且他們自我的修復能力和療傷能力遠遠超過受過高等教育或者長期生活在城鎮裡面的這些人，他們的心理更健康。所以他們的自我療傷，或者他們對災難的認知，對苦難已經不會看的很重。而且老百姓嘴裡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想法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就行。

劉濟生：“不能孤立地看GDP，要把這個幸福指數放在首要位置上”

提問：我想問一下三位老師，怎麼樣建立農民、農村與外界的相互流動的關係？相對於農村貧困問題，更大的是開啟民智的問題，也就是教育問題，怎麼去提升農民，包括公民意識問題？

劉濟生：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涉及到人的問題和政治體制問題，人的問題在*主義是注重人的，1844年、1845年手稿說到解決人的問題。1848年革命興起，後來他注重革命，把人放下了，但是晚年又回到人的問題上。當時有一個學者辦了一個刊物，讓恩格斯把你的理論用一句話說出來。他說每個人的個人發展是發展一切的前提。所以開始要改革貧富關係，要革命，恩格斯晚年覺得是人的發展。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把人基本否定了。我在大學教了30多年課，哲學教科書前二十年沒有人，後來90年代有一章談人。但是我們黨前30年基本不談人，人性、人道主義那是猛烈批判的，對這種樸實價值是絕對否定的。搞這些的理論家都受到很大的摧殘、打擊，家破人亡。這30年人逐漸出現，但是還沒有到位。比如我們現在GDP是幹部提升的一個基本條件，這是完全錯誤的。提升幹部基本條件我認為第一要有合法性，民選。老百姓投票，為什麼提你，因為你關注我的幸福指數，減輕我的痛苦指數，這樣我就選你。我搞這麼多改革理論，我覺得咱們的理論家沒有幾個真正為民考慮，是為官方的有些片面觀點當助手。現在就要把這個幸福指數放在首要位置上，剛才賀雄飛先生說我們國家GDP已經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這個毫無意義，就是第一也沒有用，你的幸福指數必須提高，老百姓幸福不幸福。我在來的路上倒三次地鐵，我一次也沒有坐上座，老弱病殘座位都是年輕人。所以這個幸福指數是個大問題，關係到人的解放問題。

第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到位。比如村民直接選舉村委會主任，這個很不成熟，因為受到鄉長、鄉政府、鄉黨委的直接干預。所以我覺得從深層要解決人的幸福問題，還要解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老百姓手裡不但要有鈔票，首先要有選票。我們現在僅僅有鈔票，沒有選票。單位哪個領導是你選的？這是對切實際的問題，所以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這30年一直呼籲加速政治體制改革。

糧民 作者座談會（13）

提問：剛才各位老師都談到NGO以及慈善組織對農民的幫助，各位老師都對農村生活有一定了解，農民自己組織起來除了透過正式的渠道村委會組織來表達他們的利益以外，農民能不能根據另外一些身份，比如老人、婦女這種身份組織起來，來實現他們自己的利益表達？在中國當下農村土壤裡，這種制度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少？

蔚然：有一篇文章可以回答你，題目是《新農村建設村幹部是一道坎》。農民的願望跟你說的一模一樣，但是村幹部不代表大多數農民，只代表村幹部自己這一家人，他不代表廣大的村民利益。村委會的選舉，就算真的是讓村民投票，也不敢投票，兩種原因，第一是由上至下，第二是社會力量的介入，家族力量過於龐大，你不選也得選，你不選你就在這個村過不下去。另外有些地區藉助黑惡勢力脅迫村民投票。

提問：在山東一些地方把農村都合併，實行農村社群化管理，很多村子合併成一個大的社群以後，這種家族勢力會不會惡化，而農民基於其他身份組織起來的可能性有沒有？

蔚然：有。現在村委會主任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