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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品屢遭包括二階堂黎人在內的古典推理作家、評論家們詬病的主因，在他們看來，本格推理小說根本不應有這樣的寫法。“伽利略系列”在日本文壇所引發的一場本格推理應該如何來寫的大討論，蓋緣於此。要不是笠井潔等權威人士的鼎力支援，東野圭吾恐怕無法那麼早就喜獲兩個“三冠王”稱號吧。

毋庸置疑，“偵探伽利略系列”打破了東野圭吾的創作習慣，而作為該系列第四作的《聖女的救濟》，其最主要價值便是成就了作者真正意義上的首個“系列小說”，成就了湯川學這一作者筆下的第一名探。如前所述，嚴格的“系列小說”，最大特點在於其內在的關聯度，除了擁有統一的形象一致的“名偵探”外，還必須在情節內容上具備某種明顯的時空承繼色彩，這主要表現為故亊有先後順序或者因果關係（適合製成年表，比如島田下的御手洗潔）、人物有生長點（比如塞耶斯筆下的溫西爵爺）。設若我們以上述要求來審視“伽利略”的前三部作品，則會發現在《聖女的救濟》問世之前，“伽利略”還難稱“系列”。而《聖女的救濟》一書最終使該系列實至名歸，畢竟東野在其中寫到了湯川學在石神“沉淪”之後一蹶不娠，開始拒絕草薙等人的來訪，“已經不想再和警方的案件搜查扯上任何關係了。”直到與草薙性格特異的內海薰介入其間，她對物理學的瞭解以及個人的脾性、談吐，使得湯川很快與之親近，並一再給予欣賞的讚譽。加上被請求協査的案件本身所體現出來的“完美犯罪”理性魅力，最終改變了湯川的態度，從摯友的事件中解脫出來。因此，《聖女的救濟》確實是部續作而非那類“關係曖昧”的姐妹篇，問吋它還保持了與前作合拍的一致性，都是以單個案件單個詭計來支撐整部作品，簡約而乂不失華彩，儘管在結尾的安排上落入了偶像劇的俗套，無法堪比《X》的那個經典場景，但還是因為設定了一場難忘的頂級對決，而終使本作在整體性上得到較高的打分。

※論理性與世紀毒殺※

“論理”是個日語用詞，有邏輯、規則、道理等意思。東野的作品普遍表現為一種精巧冷靜的論理性，最明顯的就是它的“理科敘事”。我們知道，敘事學在小說（尤其是推理小說）的創作中佔著極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敘事水平如何。正所謂優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個不同的開頭，就是在說敘事本領。敘事能力大致可以分為結構方法、敘述手法、行文功底三個方面，結構講的是框架層次，敘述講的是視點角度，行文講的是文字語言，此三點由大至小、由表及裡、由抽象到具體，幾乎涵蓋了小說藝術的全部。東野的小說在這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理科向”，此所謂“理科敘事”的本意。以這本《聖女的救濟》為例，透過以下分析，可見此種敘事型別之一斑。

關於結構方法，前章已經有所述及。東野的小說大體上是“三段式”：開頭髮生事件、謎團漸次展開，接著扮演“偵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並予以“邏輯推測”（而且此種辦案過程多半中規中矩，依循著刑偵學的固有模式，社會派推理小說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後案件偵破、真相大白。“三段式”體現的是一種結構上的簡單明確，詮釋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關係。這在東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會派小說中被頻繁使用，比如《畢業前殺人遊戲》、《十一字殺人》、《嫌疑犯X的獻身》、《紅色手指》、《流星之絆》等。而《聖女的救濟》的首章則透過真柴夫婦的對話挑明殺機，很快義孝被人發現毒斃家中，接著警方展開蒐證和探查，最後在湯川學的幫助下解決命案，一切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這就是理科敘事。作為突破，方法是將結構複雜化，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們在閱讀《腦髓地獄》等作品時自能明晰。

再看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