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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已經做了一年以上中國學術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實的代表了&rdo;。又說：&ldo;同情我們但不瞭解我們的人，自然是我們的朋友，特別是在艱難困苦的時候；而瞭解我們但不同情我們的人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然而最可寶貴的是又瞭解我們而又同情我們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同情是由瞭解而來的。倪約瑟現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後回到英國。他深信他會回到中國來，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感到難過。誠如莊子所說：&l;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r;&rdo;（傅斯年《倪約瑟博士歡迎詞》，載《戰時中國的科學》（二），倪約瑟（josephneedha）原著，張儀尊編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11月出版）當時在重慶的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說：&ldo;這3年內，他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之下，遍遊中國，自西北的敦煌到東南的福州。中國的學術和工業機構他看得極多。他十分了解我們的優勢與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切。當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說的話之外。他對於我們的實際幫助是使我們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永遠不忘的。&rdo;又說：&ldo;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在民國三十三年年底來到中國幫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國兩個月，現在他也將離開重慶啟程回國，我們對於他們的離別，感到十分淒楚。我們覺得我們與他們像是一家人，不願意他們走。在困難的時候，&l;雪中送炭&r;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rdo;（重慶《大公報》，1946年3月7日）

1990年9月4日，李約瑟在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受獎紀念講演會上說道：&ldo;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幹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電報。電報上寫道：&ldo;速歸，幫助我組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rdo;於是我回到巴黎，在這個組織工作了1年又6個月。魯桂珍後來也在那裡工作過9年。

又說：&ldo;我原配妻子多蘿西•瑪麗•莫伊爾•尼達姆（南按：李大斐），於1987年去世，時年91歲。我們共同度過了64年幸福生活。後來，我和魯桂珍於1989年結婚。結婚儀式是在基茲學院的禮拜堂內，由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我的導師約翰•斯特德主持舉行。那是在儀式結束後舉行的三明治午餐會上的話了，兩個80開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許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銘是：&ldo;就是遲了也比不做強！&rdo;（李約瑟《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曾維才、曹永剛譯，載《李約瑟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國科學技術史》按計劃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冊，從第四捲起出現分冊。劍橋大學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捲起，迄今已出齊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個分冊、第六卷3個分冊和第七卷一個分冊。由於寫作計劃在進行中不斷擴大，分冊繁多，完稿時間不斷被推遲，李約瑟終於未能看到全書出齊的盛況。

1981年9月23日，李約瑟於上海所作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學術講演中，在感念王鈴的同時，還說過這樣的話：&ldo;在1957年王鈴離開劍橋去澳大利亞時，《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一、二卷業已出版。我認為劍橋大學出版社是值得稱道的。當時他們接受的是一項不尋常的任務，知道這部書至少得出七卷，誰知以後竟要出到二十冊之多。當時我作為漢學家，也完全默默無聞；人們只知道我是一個生物化學家兼胚胎學家。然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董事會卻具有遠見卓識，認為我們的編寫計劃應當得到支援，而且給了我們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