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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與和諧（tao道），就必須使陰陽結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為一年。73

這種種說法，直如邵雍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74的註腳，又如呂祖謙所謂「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75張載「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76這些著名的哲學命題現在看來只是再樸素不過的道理，也無疑都對思考「十二公」問題有些或多或少的啟發（連帶也會看淡一些《周易》的神秘主義氣氛）。但反觀張政烺的推論，其中顯然也預設著這樣一個前提，即《春秋》確實是孔子所作，因為，如果《春秋》只是魯國一代代史官忠實記載下來的一部國史，又怎麼可能如此巧合地呼應了這個「天之大數」呢？所以，《春秋》必定是孔子按照這個思路來創作或者統籌編纂的。即便退一步說，《春秋》並沒有孔子的手筆，那也肯定有一位特定的作者或編者在。——這又是一個麻煩而且宏大的問題了。

至此，遺憾的是，對於始隱問題，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帶著證據的答案）都僅僅是一些「啟發性答案」而已，終究缺乏鐵證。那麼，其他答案又如何呢？

答案還有很多，這裡只是擇其大略、掛一漏萬罷了。歷來解經著作之中，尤其以解讀《易經》和《春秋》者為多，究其原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給出過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惟《易》包眾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四庫館臣在篩選《春秋》類書目的時候，就感慨著歷代相關著作以胡說亂講的居多，但這些書數量又多，流傳又廣，既然「不能盡廢」，就只好小心篩選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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