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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之後，中國大部分時間都維持著大一統格局，其基本緣由之一，在於漢代以來國家治理一直建立在&ldo;皇權＋文官&rdo;統治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反觀中世紀至現代政體之前的歐洲，以教會、世俗君主和貴族武士的三足鼎立為基本權力結構，不能實行真正的中央集權，所以那裡時常處於四分五裂之中。中國的大一統，至關重要的是文官系統的環節，也就是通常所說計程車大夫階層。它的基本功能在於作為一個中介，承擔君權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通訊，范仲淹之名句&ldo;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rdo;，再好不過地演繹了這個階層的特性。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階級批判的誤導下，中國人對自己歷史上的封建統治機器有許多概念化的錯誤認識，尤其不知道、不瞭解帝權與文官系統之間的真實關係，以為後者對於帝王一味效忠服從，沆瀣一氣。其實，嚴格地講，文官系統或曰士大夫集團並非唯皇帝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準則和職業操守，那便是儒家倫理。儒家倫理裡面的&ldo;道&rdo;是高於一切的，包括作為具體個人的君王。創始人孔子已經注意區分&ldo;國家&rdo;與&ldo;君主&rdo;的概念，將國家置於君主之上，認為君主的正義性（合法性）來自於&ldo;國有道&rdo;，來自於國民的擁護，所以說：&ldo;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rdo;{49}&ldo;君以民存，亦以民亡。&rdo;{50}&ldo;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rdo;{51}亞聖孟子進一步發揮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ldo;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rdo;{52}亦即，在百姓、國家、君主三大要素裡，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寧唯是，孟子還徹底認定一旦君權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ldo;順天者存，逆天者亡。&rdo;{53}&ldo;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rdo;{54}在君主制時代，這樣的思想不可謂不激進。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16)

不錯，士大夫確有&ldo;忠君思想&rdo;，&ldo;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rdo;並非虛言。但如把士大夫的&ldo;忠君&rdo;看做忠於皇帝本人，卻完全沒有搞對。士大夫所忠之&ldo;君&rdo;，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並非某位坐在龍床上睡眼惺忪、打著哈欠的人。當一位人君是這副德性的時候，真正計程車大夫是絕不服從的，相反，會拼著性命去糾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為不合聖人之道，士大夫寧可不要腦袋也要盡其批評之責。明代士風尤其如此，抗爭極其慘烈，因為不屈而死於廷杖之下者綿綿不絕。這就是所謂的&ldo;文死諫&rdo;。但士大夫為諫而死的時候，與其說為昏君盡忠而死，不如說是為自己心目中有關君主的那種理想而死，這才死而無憾，死得心甘情願。士大夫裡當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鉅奸大惡之徒，但若論士大夫的純正之義，則他們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出現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當維繫國家與百姓之間關係的紐帶。對於老百姓，他們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者、行使人和君權的捍衛者；而對於君主，他們卻站在國家整體利益‐‐‐亦即儒家倫理所主張的體現出辯證關係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場上，在效忠君主的同時，不棄批評、糾謬直至抗爭之責。簡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隻平衡器，兩千多年的封建中國能夠基本保持大一統、超穩定的生態，這個人群的作用至關重要。

搞清楚士大夫階層的這種性質，方能對朱厚照同朝臣間衝突不斷、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