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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這個世界是因為它還有希望，

只是前半生只能這樣了。

尊敬的領導，

留下後半生我就等你的迴音……

這樣的詩句，包含了詩人多少辛酸的眼淚。記得我最初看到這首詩時，心情異常激動，好像詩人說出了我心中的話。後來再看，越看越心酸，越看越氣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詩中的那位領導看到這首詩的心情會是怎樣呢？

寫詩與繪畫是一樣的。繪畫中有“喜氣畫蘭、怒氣畫竹”之說法，同樣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詩的本質，是由詩的內容和形式決定的。

下面，我談談詩歌創作中的口語化現象。

任何一位詩人在創作過程中，都會與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地理等因素緊密地聯絡在一起：處在唐朝安史之亂時期的杜甫老先生，深受其害，才寫出著名的“三吏三別”，現代詩人李瑛經歷了一九七六年那場大災難之後，才創作出哀思溢於言表的《一月的哀思》。在*年那個特殊的日子裡，時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詩作《哭山》就反映了一箇中國青年憂國憂民的心：

太陽下你沉默不語

唯一的一聲響動

鑄成大錯

從此你面目無光

兩腿沉沉

之後一個閃電未到

就聽見一聲雷響了

這樣平凡的語言組合起來，似乎很難理解詩人到底要表現什麼？可是把這些詩句放在*年當中，這些詩句就像長了腳一樣。

英國詩人艾略特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的《荒原》中，有這樣的詩句：

明天見，畢兒！

明天見，婁！

明天見，美！

明天見。明天見。

這樣的詩句放在《荒原》裡，給人的感覺是很恐怖的。“明天見”其實就是明天見不著的意思，彷彿是一個將要死亡的人說的話，也好像是一個將要滅亡的世界，留給宇宙的聲音，那種嚮往生活，熱愛生命的慾望，是任何文字都無法表達清楚的。

八十年代時，中國詩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無數流派，尚仲敏為代表的“大學生派”就比較活躍，他們的藝術主張之一：反崇高，指詩的本質；之二就是對語言的再處理，並提出要消滅意象這句口號，指詩的內容；之三是詩的形式無所謂結構。

尚仲敏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創作的《卡爾&amp；#8226；*》一詩是這樣開頭的：

猶太人卡爾&amp；#8226；*

叼著雪茄。

用鵝毛筆寫字，字跡潦草。

他太忙，

滿臉的大鬍子，

刮也不刮。

到了一九八五年，二十一歲的江蘇詩人趙剛和他的詩友朱春鶴等人，再次創辦了“新口語詩派”。他們主張的是隨意和自由。

如趙剛詩作《我們家的第五處住房》一詩中有這樣的詩句：

反正我們家有五處住房，

反正我屁股後面掛著五把鑰匙。

這種反傳統的詩歌創作，在當時詩歌界一片朦朧之際，確實給人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

一九九二年我創作了一首想念遠方朋友的詩：《鳥人》。詩的最後二句是：

院沒掃，

卻乾淨的很。

這樣的語言，放在詩中，放在詩人懷念朋友的晚上。面對月光，其情可見，其景可見。

還有《月*人》：

回家路上

看著月色想起愛人

看著迎面走來一位女人

很漂亮

想起這個女人

就是你的愛人

於是看到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