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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大可。

今天，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與諸位見面，實在是我的榮幸。我為詩歌四十年，詩歌為我四千年，四十年或者四千年，這是一個時間問題。我以為是時間改變了我的一生，是時間給了我豐富的詩歌創作空間。我相信，時間給予諸位的，一定會更加神奇和豐盛。（掌聲）

下面我從自身的詩歌創作經歷，及口語化創作，以及當今社會對詩人的要求等問題，同諸位交流一下。一家之言，僅供參考；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張永昌，筆名大可，一九六二年出生於忻州市一個名叫寺莊的小山村，一九八零年考入忻州商業學校，一九八二年參加工作，先後在呂梁，天津，太原，忻州等地從事過會計，秘書等工作，現任《山西青年》雜誌社駐忻州工作站負責人及《豐收》叢書編輯部總編。

二十年前，我和諸位一樣，開始做文學夢。二十年後，我能坐在這裡，與諸位共同學習探討詩歌創作得失，這得感謝我的母校和我的老師，是他們給我提供了這麼一個與諸位見面，向諸位學習的機會。（掌聲）

詩歌作為文學的一個種類，祖先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精神財富：漢賦，唐詩，宋詞，元曲，至今都閃爍著無限的光芒。記得有一位文學老前輩給我們留下這麼一個說法：語言和文學是人類表情達意的工具。文學就是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這就是文學。

眾所周知，詩歌是一切語言的精緻，它包括了其它文學類別所不能反映的一切優點。

有人這樣比喻，小說是走路，想怎麼走就怎麼走，走到哪兒算哪兒；散文是散步，中間就有了一些情緒和感情。詩歌是跳舞，有目的，有心情，有節奏，還要有音樂。

儘管這個比喻不很貼切，但是它很形象地說明了一個問題：詩歌與小說的區別。也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詩歌的內容。

以前，人們一提到詩，就會用“詩言志”來概括詩歌的本質，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憤怒出詩人”。這二種提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任何聯絡，究其實質而言，他們是一樣的，詩言志，志是什麼？志是想象，是理想，是嚮往，是追求，總之是人們達不到某種意願的想象。這種想象，用語言和文學表達出來的，就是詩。

憤怒出詩人也是一樣。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種種不滿和某種傾向，任何一類文學作品都不能像詩歌那樣入木三分地揭露和反映。

如屈原《國殤》中的“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詩句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悲壯氣概，視死如歸之情，充分說明了詩人的愛國精神。還有“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這純粹是對英雄主義的頌歌——人死了精神還在，人死了也是鬼雄的英雄豪傑。這樣的詩句，只能是詩人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寫出來的。

再比如現代詩人，我的老師周所同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創作於北京的《住房申請書》這首詩，它是這樣開頭的：

上級領導，我叫周所同，

先說出我的名字是因為我一文不名。

你不認識我正如我認識你一樣自然，

其間的距離誰也無法說清。

重要的是你是上級我是下級，

我們之間的關係本應互為依存。

為自己的事情伸手總是有些難堪，

你不妨把我的臉紅看作是一種卑微的心情。（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散）

在詩的背後，詩人那種無奈和等待，絕不是今天我這麼說得輕鬆啊！

該說和不該說的話也許還有很多，

你千萬不要因此將我看作刁民。

其實此刻我正走在上班的路上，

面對初升的太陽心頭還是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