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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文化貧乏，課本也就那麼三二本，課外書又少得可憐。所謂娛樂，就是拉二胡吹笛子。關城村郭文田是我同學，年齡比我大，身體長得瘦高瘦高的，不愛與人說笑，他老人家天生愛好樂器，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把好笛子，我們這些毛娃娃就跟他學。一下課，人人搶那二把破二胡，起步先學《東方紅》，然後再拉《繡金匾》，大有“既拉之，則為之”的氣魄，雖說不專業，可也有那麼一點小意思。別人聽了，好像我們敲打破砂鍋似的，要多難聽有多難聽。

文田兄是這樣安慰我們的：不要著急，慢慢來。

事實是著急也沒用，愛好與天賦是兩個概念；慢慢來更不是我的性格，與其無望成為“大家”，還不如及早收兵回營。由此可見，愛好決定人生又是一條真理。但是，我對音樂與樂器還是非常喜愛的。

如今，文田兄已失去聯絡。據他四弟郭玉田（好像與我是豆羅中學同學，但我沒有印象）說，文田兄現在好像在太原工作，具體地址與聯絡方式，他也說不上來。原因可能是忙於生計。然而，每當我想起他老人家，那高昂明快激動人心的二胡獨奏曲，以及他老人家激情投入的姿態，叫我至今都回味無窮，叫我至今都浮想聯翩……

在我快畢業的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國家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一月八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同年七月，朱德委員長逝世。同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後在第二年七月七日，國家恢復高考制度。

那時，祖父尚在人世。雖然他老人家受盡“有文化”的罪，但是在他內心深處，依然是“傳家萬事皆宜儉，聰明常在讀書人”的心理，他知道“知多世事胸襟闊，閱盡名書詩境寬”。於是，我轉學來到豆羅中學讀書，插進文科班二十六班。

在這兒，有必要講述一下三姑夫父親。他老人家名叫寇黃厚，世居小豆羅村，曾擔任過村裡幹部，與豆羅中學負責人有所來往，並且關係還非同一般。父母委託他老人家與學校校長（趙增卯，老家原平市人）交涉，交涉的結果是讓我答了二份試卷：語文與數學。可能是我的分數還不錯，也可能是黃厚爺爺“交涉”的因素，我才邁進豆羅中學的大門。

當時豆羅中學有一千多名學生，而且聞名遐邇。學生來自豆羅公社、下佐公社、莊磨公社、西張公社、野裕公社、蘭村公社，就連忻州城裡的某些學生，也找人託關係來這裡上學。為什麼會這樣呢？就因為這裡有許多好老師。因為我學得是文科，對文科老師比較瞭解，有*前畢業於天津大學的趙三寨老師，他老人家對歷史與語文尤其精通，就是對數理化各科，也都有著很深的研究水平。後來他老人家調回地區教育學院，還是地區九三學社的支委。

還有，後來擔任原平市公安局局長的李銀貴老師；還有調到忻州教育學院的米玉全老師，是忻州有名的英語老師；還有調到長治的高黃娥數學老師；還有辛二亮政治老師，薛銀明語文老師，康維語文老師等等。

我當時分在二十六班，班長就是內人，她還兼著校學生會主席一職。雖說我倆在同一個村子長大，但我們來往並不是很多。記得她給我捎過一次乾糧，也是匆匆來又匆匆走。

學校生活是幸福而枯燥的：每天早晨跑操。跑完操吃早飯。之後上課。之後吃中午飯。下午接著上課。之後吃晚飯。之後再進教室上晚自習。日復一日，天天如此。那時候的飯，其實是從家裡帶的乾糧，讓學校食堂給熱一下而已。冬天還好些，一星期回家取一次。夏天就不行了，一星期要回二次家，不然乾糧就起白毛毛。家境好些的同學，還從家裡帶些香椿鹹菜。

現在想起那時的生活，可真是“艱苦卓絕”。好在學校離三姑家不遠，時間長了，還可以去她家吃頓好飯。那年我沒考上，原因是多方面的。進了考